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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与英语世界的互动”研讨会嘉宾发言

发布者:cuixuehua 发布时间:2016-04-11 23:09:56 评论数:0

~吉狄马加  中国文学作为世界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日益受到国外读者的关注。国家对外介绍自身,文学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日本和韩国将文学的对外介绍作为他们文化战略的一部分,都是通过大量的基金会和中介机构完成的。比如日本对于安部公房、川端康成等的对外推介极为成功,为战后日本的形象提升、文化影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影视之外,包括小说、诗歌等在内的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目前看也是很成功的。中国作为文化大国,正在向文化强国迈进,代表我们民族精神高度的思想遗产,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对外介绍我们自己?
  中国作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介绍进行了投入和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在世界的扩大,外界渴望通过文学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行了解,这种对应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翻译西方著作有十几万种,但西方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不过几万种,这种互动的翻译是极为不对称的。这有历史的原因,而整体的文化沟通缺少一个平台也是原因之一。虽然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语种,但总的来说,与我们的文学大国版图不相适应,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今天这个会议很好,在座的既有国内作家,也有从事对外翻译的机构、国外的汉学家等,中国作协需要有翻译、推介的大的规划,将总体制度纳入一种国家对外出版、文化计划,整体地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的风貌。
  翻译也是不断在探索的过程,虽然翻译被称为遗憾的艺术,但只要人类存在,只要各种民族在运用不同的语言,翻译则会持续下去。翻译永远是在第三空间创造着,它将母语中消失的东西在第三空间呈现了出来。
  马尔克斯说《百年孤独》的英译本比原著要好,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也客观地反映了《百年孤独》的英文创造中带给我们很多难以想象的东西,在西班牙语中是没有的。这体现了翻译的重要性。
  就我个人的创作来看,诗歌的翻译,要么译者本身是诗人,对母语和汉语有双重的、深刻的理解;要么借助一个懂汉语的人来合作完成,从而创造更为独特的母本,比如北岛的诗歌,当然也包括我个人的一些诗歌,其他语种的译本大都是根据英译本进行翻译的。
  翻译的过程中,作品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形成某种差异,与母语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由作家、翻译家、出版机构等共同形成沟通机制,通过翻译创造新的文本,经这些文本将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高水平地、艺术地体现在另一种语言中,在另一种语言中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做的一件事。
  8月6日举行第五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届时将有四十九个国家二百多位诗人参加,还有十六位当前重要的翻译家。除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大语种外,还包括很多小语种世界级作家的交流。我们的文学传媒和国际文学活动应该最大可能地实现不同国度不同语种的文学之间的互译交流,进而加深彼此的了解,增进中外文学的互动。

施战军  首先感谢鲁迅文学院和我们合办这样一个活动,先介绍一下举办这个活动的框架性构想:前一段时间,在座的很多作家去参加美国书展,当时媒体的反映真实度有多少?在现场交流的文学对话有怎样的矛盾、分歧?我们的文学与世界沟通互动进一步的可能性怎样?都需要我们接着说,让大家真正了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程度。还有一个初衷,当我们梳理中国文学时,有一个参照系,除了低头看同行们的写作之外,中国作家也在自觉地看着国外作家创作的基本状况,他们时刻在与国外文学进行着潜对话。这种对话从新文学开始时就是这样,从梁启超、鲁迅那一代就是这样进行的,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一种高度,到今天,这种对话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自由和自觉。
  我们看到,国外的作品只要在它的国度、它的语种中产生重要影响,很快就会在中国看到中文版,这是一个奇迹,任何其他国家都找不到的奇迹。在这样的奇迹之下,中国作家对于世界文学资源的了解和占有便利是非常突出的,但在这种便利的反照之下,中国文学对于外国的影响远远不如中国对于外国文学的引进。这种逆差是这几年来人们一直在谈论的话题,这是除了中国当下的生活之外,构成的另一种参照系。这也是一种思考的资源,应该作为非常重大的问题提出来,请作家们思考,来促进我们的创作。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杂志的英文版,PATHLIGHT翻译成中文就是路灯,2011年秋天创刊,国家的关怀、中国作协的指导和支持,使我们承担了这一重要使命。我们找到了艾瑞克以及他的团队,搭起这样一个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桥梁。
  从2011年至今,《PATHLIGHT》影响越来越大,每年出四期,出版的内容有的是按照文学活动来编排,比如美国书展、伊斯坦布尔书展等,还有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专刊。在这之外的主体部分,我们要让这本刊物有它的灵魂和自觉,所以从前年开始,我们以文学性主题的刊期计划开始实施,主题包括未来、速度、丢失与寻找、中国多民族文学、性别、重述历史与神话、自然文学等。因为这本刊物主要是给英语读者阅读的,我们不仅要传达中国声音、中国故事,而且要让外界看到中国作家是有世界眼光的,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记录者,而且是人类文明的写照者。
  目前,《PATHLIGHT》已经有了她的兄弟姊妹——另八个语种的外文版,出版过的有法文版、意大利文版,都与各大使馆做过文学活动。马上要出版的还有德文版、日文版、俄文版,西班牙文版、韩文版、阿拉伯文版等也在筹备当中。我们在不断地扩大语种规模,每一个语种都有非常认真、敬业、高水平的翻译团队和编辑团队。当然,《PATHLIGHT》是榜样。
  外文版不仅仅是要推介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更重要的是寻求一种对话,渴望一种对等的对话,希望这种情形有非常高的完成度。在确定“中国故事、世界气质”的方针之下,我们积极参与中国文学翻译和传播的活动和话题。比如为了参加美国书展,我们赶印出了《PATHLIGHT》美国书展专刊。专刊中,在座的一些与会作家的创作情况都有所介绍,也因为参加美国书展,带给我们一些触动。刚才吉狄马加主席谈得非常深广,在他的话题影响下,今天我们可以广口进入探讨。吉狄马加主席谈到的不对等现象成因何以如此?我们要寻求一种对等、对称的对话和互动的路径,这种路径如何建立?诚请各位作家和专家恳谈真实想法。
陈 谦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大家学习。
  我是在英语世界选择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所以我在两个语境中关注到一些问题,我想从个人的角度说一下我的体会。这几年我们都在说中国文学推介到西方国家去,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读者的接受度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值?
  首先我认为这个工作起步较晚,让大家接受需要一个时间。另外文学不是靠GDP的概念理解,文学是精神世界的产物,我们要了解读者,就是我们的受众是谁?他们在想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我经常问美国的读者,他们最能够接受的亚洲作家是谁?大部分读者最能接受的是村上春树,说到村上春树我们严肃作家会笑,但他的翻译的成功、他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就像刚才吉狄马加主席所谈到的,在翻译过程中,在第三语境向度的新创造中,我觉得村上春树的译者做到了这一点。我的朋友觉得他的日文版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读他的英译本,感觉就很好——简洁,英文读者很好接受,意境也很美。从翻译的技术上讲,这是应该考虑的。寻找译者,要找到气质对的。
  还有我们的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美国经过流行文化之后,文学已经是高眉了,真正读文学作品的是非常少的,肯定是金字塔最上端的那一小部分。怎样让高端读者接受?他们需要参与创造,不是简单地接受你告诉他的社会现象。门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放线索,让读者参与进来,不会直接告诉你故事是怎么发生的。我们需要争取的是精英读者。
  中译也很重要,中国作家怎样理解外国文学,这是中外对话的一种可能,所以现在的中译水平要提高。所以希望中国作家加强外语水平,自己能够阅读原文是最好的。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谢谢大家。
冯 唐  说三点我个人的体会,与大家分享。
  第一,时候到了。大量地推介中国文学是一个大势,因为经济是第一位的。我们近百年都在学习西方,翻译西方,因为西方强大、发达,我们向往他们的生活和财富。为什么现在时候到了?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GDP已经世界第二,我们有生之年也许能看到世界第一,中国是个富庶的地方。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杂志去年第一次将中国作为单独的条目列出来。我向来不同意文化沙漠的说法,富庶的地方从来都是有文化的地方。我们光看财务报表,并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需要通过文学,文学比财务报表更贴近生活的本原。
  但是不能急,需要一些时间。在自己的文化圈、自己的语境要产生所谓的影响力也需要时间,何况在国外。而且文学向来是窄门,文学向来需要相对冷静的人。
  第三,如何将这个过程加快。大家已经做出了各种努力,比如《PATHLIGHT》这本杂志。在我刚刚开始写作时,根本不能想象能有这样一本杂志出来。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平台,一个推介的窗口。只要是对的事情,坚持几辈子影响力就出来了。对于作家来说,需要多阅读;如果有可能,在国外尽量久地生活一段时间,更能够将地球当一个村落;题材的选择,只要能挖到人性基础的欲望、需求、恐惧、困境,就能够克服时间、地域的差异;不要陷入虚无主义,扎实地用中文写好自己的作品最重要。
李 洱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误解,认为西方当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靠的是作品自身的价值。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书籍也是得到了政府和各种基金会的赞助,才得以进入中国,包括那些获奖作家的作品。韩国和日本的作家进入英语世界,包括进入中国,通常也得到了各种基金会的赞助。
  海外出版方在选择中国作家的作品时,并不会太多考虑这部书在中文世界里的意义。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市场,他们也倾向于选择那些较为简单的作品。一些真正反映了中国人复杂的精神生活的小说,一些在艺术上非常精微的小说,在进入海外市场的时候反而有难度。
  这种情况下,《路灯》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路灯》的编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非常熟悉,他们可以更多地考虑作品本身的价值,把它们推向英语世界,推向海外。《路灯》建立了一个中国文学进行海外传播的前沿阵地。《路灯》的翻译队伍必将成为新生代翻译家的主力军。《路灯》应该持之以恒地办下去。
徐则臣  先顺着前面几位的话题说几句,前段时间热炒中国作家美国书展“遇冷”、签赠时“门无雀罗”的事。有些人认为,遇冷是因为中国作家和文学上不了台面,所以不受待见。我不太清楚媒体热炒此事的心态,不过以我个人的观感,有点儿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得允许事情也会出现偶然,我们也得在结论之前尝试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事实。唱衰和骂街固然快意,但于事无益。中国文学不仅是所有中国作家的事,还是所有中国读者、所有中国人的事。有文章已经辨析了“遇冷”的原委,以美国人对待外来文学的态度,照美国书展的门票规定,在那个时段,换了别的国家的别的作家,结果可能也一样。但到了中国这里,就成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原罪”,而定罪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那种一脸坏笑、幸灾乐祸的表情实在是匪夷所思。这可能和“遇冷”一样需要我们反省。当然,正常的建设性的批评肯定没问题,“走出去”不是一个不管不顾、埋头往前闯的力气活儿,而是要在不断地检点、反思中摸着石头过河。心态一定要好。要有平常心,不管怎么往外走,你都有尊严,走得体面,不虚美,不隐恶。这是个需要耐心和持久的事,急不来,目的性太强动作容易变形,破坏别人对一种异质文化的信任感。中国文学的走出去起步比较晚,一着急就会怨天尤人,觉得人家没拿正眼瞧我们,其实大可不必,慢慢来;文化的隔膜和偏见有,消除隔膜和偏见的方法同样也有。走出去不是上供,也不是颠覆和占领,而是平等地交流,越具体越好,从一个字、一句话、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入手,落实到细节,尽力进入别人的日常生活。

  前段时间去拉美,中国文学翻译传播到拉美的极少,我发现并非他们对中国文学没兴趣,他们很好奇,但因为翻译的太少等原因,他们缺少足够的途径来接触到我们的文学。他们的好奇和兴趣很真诚,完全不是我们想当然的那种傲慢与偏见。其实他们也抱怨我们对拉美的文学了解太少,为什么你们翻来覆去提到的都是拉美“文学爆炸”时代的那一拨人?现在拉美有很多更年轻的好作家,你们知道多少?我们真的知之甚少。可见,在文学和文化输出的问题上,各个国家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不过话掉回头说,这恰恰表明大家走出去的空间都很大,以及走出去的必要性。
阿 乙  中国作品的对外译介,目前正处在一个黄金时间。它的努力包括《路灯》杂志的兴办(以前我只知道有英文版一种,现在听说有八个语种)、对作品向外翻译进行资金扶助、组织中国作家积极参加海外书展、组织中外作家对话等。有不少国外大学(比如蔚芳淑女士执教的利兹大学、Julia Lovell女士执教的伦敦大学、千野拓政先生执教的早稻田大学)、学者、版权代理公司(牡丹花、安德鲁等公司)以及像Eric、Dave、伊爱娃、Andrea、陈安娜这样的“洋雷锋”也在积极向外介绍中国文学。
  正是在这样一股不小的热流下,我的小说的英文版得以在英国oneworld出版社出版,并在《华尔街日报》《爱尔兰日报》等媒体得到介绍与评论,而意大利版、法文版也正在翻译中。作品也在《GRANTA》这样的杂志发表。
  这一切发生在我开始写作后的五年时间内。我想我得益于这样一股世界关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积极走向世界的热潮。这样的机遇是我所崇拜的老作家所不曾经历的。
徐明强  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会。我是比较早就参加了这个团队,做译审工作,也从中体会到了很多感想,与大家分享。
  我于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七年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出版社——长河出版社。当时编辑提出出版什么书,比如《孙子兵法》。我说一向西方介绍中国就想到了传统文化、老祖宗的东西,我从网络上查阅了资料,彼时在美国已经出版过八百多种不同译文的《孙子兵法》。而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被译介的非常少。所以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让外国了解中国。
  因为我一直从事外宣工作,我觉得,真正好的外宣不是翻译政府文件,而文学作品是非常好的外宣。
  那么,怎样把中国文学传播出去?首先是国外有这个需求,我们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我的本行谈谈翻译的问题吧。如果有好的作品怎样翻译出去?我从事一辈子的中译英,我也曾尝试翻译过文学作品,但是不敢拿出来,因为不是母语翻译。我们现在的翻译队伍,可以说98%都是将外文翻译成中文的,很少是将中文翻译成外文的。但这98%的翻译人员也只能翻译政府文件、文化信息等等,因为文学翻译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译者没有文学的才能,是翻译不出韵味的。而最根本是因为不是母语的翻译。《PATHLIGHT》做了一件好事,他们邀请了艾瑞克领导的一个团队,译者都是母语译者。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与母语译者同时翻译,比如一句是教授说的话,一句是三轮车夫说的话,我们翻译出的是标准的英语,两者没有差别,三轮车夫本身的幽默出不来,而作家所创作的好的东西可能就在那幽默里面。我在译审的过程中,看到铁凝女士的《伊琳娜的礼帽》,翻译得非常好,通过女主人公的每一个动作反映她的心理。而其他的译文也有,但远不及我们这本杂志对这篇文章的翻译。
  提几个建议:第一,因为我在国外时间长一些,所以了解国外读者的兴趣。我希望《PATHLIGHT》以后在选材方面故事性更强一些,能够更吸引人。第二,有可能的话,希望增加一个栏目——学术批评。因为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不是特别了解,现在的访谈和译后语对读者了解作品非常有用,我觉得学术批评更重要。第三,增加一个文坛动向的栏目,介绍作家将要出版的作品。外国有个职业——书探,像球探一样,他们对读者的引导很重要。最后,我希望这个杂志越办越好,谢谢!
艾瑞克  中国文学“走出去”好像总带有一种焦虑的心态:好像一旦走出去了,有一个很大的舞台在等着,一个“世界舞台”——一登上去,全世界的目光投过来,又期待又害怕。我想说的是,情况其实不是这样。没有“世界舞台”,也没有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向你的时刻。中国文学“走出去”之后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地方,不像一个舞台,而更像一个唱卡拉OK的地方,比如一家钱柜。里头不是一个大大的、暴露的空间,而是一个个包间,有大的有小的。每一个包间是个文学圈:一所大学的中文系、一家文学杂志、一个城市的国际文学节、一群热情的读者。“走出去”的过程,就是慢慢认识这些不同文学圈的过程。不是登台亮相,而是去一个个的包间串门。所谓的“国际知名度”或“国际影响”,不是说西方哪个国家的老百姓人人嘴上挂着你的名字,而是说在很多不同的包间都有熟人,有朋友。
  这么看的话,“走出去”这个过程是不是就不用那么纠结、那么焦虑?对于某一位作家来说,只不过是今年参加一个国际文学节,认识一个杂志编辑,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文章被出版社的编辑看到了,编辑来信之后,开始聊出版的可能性……这肯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肯定也将是轻松、扎实、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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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人民文学》2015·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我刊以专号发表相关作品,向抗击外侮、浴血奋战的伟大先辈、民族英雄庄重致敬。
  八年抗战,在国力民情积贫积弱的背景上,像是给中华民族的一剂猛药,我方散沙抱团、勇士群起,敌方兽性毕露、败类显形。侵略与反侵略之间无从存在灰色地带,正义与非正义只能二元对立。多年之后的故意扭曲、狡辩和模糊,无疑是变态的持续轻侮和侵略。在这样的历史问题上,并无现实的余地可留。我们常说,对文学来讲,题材以及题材是否重大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对文学要求的是挖掘人的复杂性和表述复杂性的能力,进而更加体恤生命的不易、追望灵魂的安妥。但是战事挑起方、掳掠者的反人性、夺生命的事实,让这一类写作不容在题材选择上有明显遗漏——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细菌实验与毒气战等等等等,我们是否该认真去写,立场应该在哪儿,是人便知。
  纪念是为了警策现实和未来,记述是为了抵抗健忘,写作终归是为了内心安详。七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表达:表达家仇国恨,表达侠骨柔肠,表达沉痛、表达内伤,表达豪壮、表达欣快……属于文学表达的深广度和真切性,还远远不够。那能够扎根于中国本土、活现着民族精神、饱含着人类关切,能够代表一个国度的战争史诗的分量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杰作,令我们翘首企盼的时日真是太久了。
 
                                                            原创 2015-08-07 吉狄马加 等                            文章来源;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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