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示:
确认 取消

新批评 | 英美评论莫言《蛙》英文版

发布者:cuixuehua 发布时间:2016-04-11 23:10:16 评论数:0

~[size=16.363636016845703px]作者:李同路文章来源:  [url=]文学报[/url]
[size=1em]评论观点
若读者能够持有开放心态,就会在葛浩文无懈可击的译文中,发现一个虽略显臃肿却不乏精彩微妙之处的文本,而这一文本的意义远远超越了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政治话语窠臼。
  
《蛙》并非一味地为一胎化政策辩解。小说中男男女女不畏惩罚生养后代的充满感情的情景,压倒了主人公苍白的自我开脱。最近,计生政策刚刚放松。《蛙》既是这一社会试验的无价记录,也反映了莫言对于小说艺术的大胆探索。
1
中文版发行数年之后,《蛙》的英文版终于在2014年10月首先于澳大利亚面世,译者仍是大名鼎鼎的葛浩文,出版者为企鹅公司旗下的Hamish Hamilton。一个月之后又在英国发行,美国版则于2015年1月由企鹅·兰登书屋旗下的Viking推出。由此,主要英文地区全部覆盖。如此安排,力度不可谓不大。
  
或许由于诺贝尔奖名声的影响,此书甫一出版,媒体评论便不断,真如跃入古潭的青蛙打破了长久的沉寂。据我有限的见闻,登载于纸媒以及网络报刊者迄今不下二十篇。加上Goodreads网站一般读者的一百五十余条评论,可谓洋洋大观。自然,此书引起如此关注,除作者名声,小说“计划生育”主题本身的争议性也是一个原因。许多论者是将小说直接当作了对计划生育实践的描述,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历史现状进行褒贬。笔者认为,无论观点如何,有关《蛙》的评论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传播与接受的绝好案例。
  
较早而具有相当深度的一篇评论出于2014年12月英国《卫报》的Isabel Hilton之手。在这篇短评中,论者首先提及,西方谈论莫言的一些批评,但Hilton却为莫言辩护道:很遗憾莫言的作品被以政治划线,而这条线也非他所自愿选择。如此,有些本来可以欣赏他著作的读者错失良机。若读者能够持有开放心态,就会在葛浩文无懈可击的译文中,发现一个虽略显臃肿却不乏精彩微妙之处的文本,而这一文本的意义远远超越了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政治话语窠臼。Hilton能够指出这点,可以说是见地非凡。
  
具体而言,Hilton对于《蛙》中表达的人类“命运”体味颇深。除介绍“姑姑”(她错将其认为是莫言的姑姑)由妇婴的天使到无情杀手的转化之外,她尤其强调了改革开放之后各种社会问题。但贫者尤贫,而富者则有了更多机会支付罚款、找人代孕等等。随后,她将《蛙》与《好兵帅克》作比,认为《蛙》中的村民所经历的荒诞与残酷,与《好兵帅克》中滑稽的命定论相仿佛:无论命令如何荒唐,都只得遵从,因为抗命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最后,Hilton指出,莫言对于魔术与寓言的运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比:精灵鬼怪与凡常人间相安无事,如同佳偶。而在这一混沌未开的世界中,政治意识形态远不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来得根深蒂固。这些凡常人等,从不奢望幸福,虽历经磨难,却能善待同胞。此处,Hilton摆脱了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纠葛,将《蛙》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作品,去探究其对于生命之荒诞与坚强以及信仰之力的表达。
2

稍早于Hilton,由具作家、记者身份的Max Liu 发表于英国《独立报》的一篇评论,则具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作者的题目为:《“平庸之恶”被赋予了生命》。熟悉汉娜·阿伦特作品的读者不难看出,“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基于纳粹头子阿道夫·艾希曼受审一事提出的政治哲学概念,意指没有独立思考、只顾服从体制的凡常人所犯之罪恶。抛开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词语用在有关中国的语境是否恰当不论,这一词语的意识形态暗示性决定了整篇评论的基调。Liu开篇写道,尤利·特里丰诺夫笔下的苏联,以及赫塔·米勒笔下的罗马尼亚已然烟消云散矣,“我们”对于压迫终将过去的信念矢志不渝。然而,莫言作品的出现表明,此类压迫仍在。故此,某些异议画家以及米勒等人对其获诺奖大动肝火。
  
自然,Liu对于小说也不乏肯定之处:莫言对于现实并非无所批判。他指出,在对一胎化政策“对人类伟大贡献”进行大肆宣扬的“姑姑”身上,体现了机械的平庸之恶的种种特点。小说中,基于平等理想却时时沉迷于等级观念的社会矛盾无处不在,然而,如同在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中一样,女性身体也成为了社会斗争的战场:为了传宗接代,男人会不顾一切地迫使女人生养儿子。然而Liu认为,虽然,“姑姑”晚年饱受早年罪责之煎熬,蝌蚪对她行为的合理化却颇有可议之处:“如果她不这样做,别人也会。”加之蝌蚪与妻子找人代孕的结局混乱而冗长,使得读者不得不怀疑,诺奖之颁布,艺术标准之外,确有政治考量。因此,读者意图在小说之中感受到作者对于真理的追求,顽固的意识形态考量却阻止了他那样做。
  
中国当代史专家Julia Lovell2015年2月8日发表于《纽约时报》“周日书评”的评论,则属于较为典型的以文为史的一篇。评论者指出,期待小说对于“姑姑”内在心理进行细致分析的西方读者恐怕要失望。然而小说也提供了充分的描述,使读者能够感知“姑姑”由教育造成的浮夸蛮憨,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为好党员的绝望之举,以及由此造成的晚年无尽的负罪感。在与另外一位作家马建《阴之道》比较中,Lovell也提及莫言小说语言之了无节制,对不同语域之疯狂的混杂运用、对于血腥场景之生动描摹、以及对话之粗鄙而夸饰等等。正所谓汪洋恣肆,泥沙俱下;淋漓尽致,细大不涓。当然,依笔者看来,通读莫言作品的读者不会认为这些仅仅是《蛙》的特色。
  
然而Lovell进行对比的重点在于指出莫言对于五十年代历史的改写,比如1953―1957年的集体化等等:她甚至担心对历史知之甚少的读者会被小说误导。此处涉及了历史书写的不同版本,以及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的差异等等。依笔者看来,莫言如此选择,倒不一定是有意粉饰。作者忠于自己记忆,遵循心骛八极神游万仞的想象,不必时时处处想到避免某种忌讳,或符合某种政治正确。一个例证便是,《蛙》所“缺失”的情景,尽可以在其他作品,比如《丰乳肥臀》中找到。尽管有如此不满,Lovell最后还是认为,《蛙》成功描摹了妇女如何忍受男性政客以及丈夫的“压迫”的情景。Lovell文章的典型性在于,它将“街头巷议”的小说家言直接等同于中国历史与政治现实而加以对照评判。
  
由《小说:另类历史》的作者Steven Moore发表于2015年3月23日《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则较为持中。Moore开篇指出,与蒙特·派森(英国一个超现实喜剧组合团体)风格的《生死疲劳》与《四十一炮》比较,《蛙》在描摹毛及其继承者时代的生活上,更为严肃平实。小说集中于对村民与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权威之间进行斗争的种种策略,其头胎生养女儿之后的沮丧以及痛苦绝望的戏剧化表达,但同时小说也认为该政策具有一定的历史正当性。然而,Moore也看到,《蛙》并非一味地为一胎化政策辩解。小说中男男女女不畏惩罚生养后代的充满感情的情景,压倒了主人公苍白的自我开脱。他认为,最近,计生政策刚刚放松。《蛙》既是这一社会试验的无价记录,也反映了莫言对于小说艺术的大胆探索。由此判断,诺奖委员会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
  
Moore评论的独异之处在于,对小说的艺术形式本身着墨较多。蝌蚪纠结于姑姑充满矛盾的生涯,想以之创作戏剧,并以一种散漫的系列剧风格写出了四封长信。这在Moore看来,是一种极尽巧妙、返璞归真的写法。Moore也指出,相较于平庸单调的蝌蚪,“姑姑”的性格描摹更为出彩。“姑姑”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转化,由天才的助产士到具有独立心智的女人,到一胎化政策的推动者,以及晚年的忏悔者。用蝌蚪的外交辞令说,“姑姑”的神经似乎出了问题。而九幕剧剧本作为小说结尾,Moore也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设置。五十岁的蝌蚪在庆祝儿子满月时,儿子被疯狂的代孕母亲偷走了。此时电视正在上演明代包公断案。这种安排是莫言所擅长的幻觉现实主义写法的回归。虽然怪异,却也适合这部反常规的小说。

3

除专业写手的评论,若想探知一般读者对《蛙》的评价,Goodreads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基于到目前为止多于500的评分,《蛙》得到3.68/5.稍弱于《生死疲劳》的3.9,与《丰乳肥臀》(3.66)相当。当然,本书刚刚出版,还有增长空间。就评论内容而言,有些普通读者眼光并不一定较专业写手低。相反,由于不受理论陈词滥调的束缚,有时更能深入文本的精微之处,窥知作者的匠心。比如一个叫Nicole的读者写道:莫言史无前例地表现了计划生育这一非同寻常的政策。作者语带敏感地褒扬了中国有关生育、重男轻女、堕胎、强制绝育和避孕、代孕和婴儿市场的意识形态,并以更加现实主义的手法描摹了这一意识形态对人类所造成的混乱与后果。而同时,他刻意保持了模糊,巧妙地隐藏了自己对于此争议重重的历史事件的明确立场。学在民间,诚非虚言。
  
综合来看,《蛙》在西方引起的反响是空前的,这些反响除有助于我们认识文本价值,也使我们能够“回声定位”,测知英语读书界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学的一般态度。值得欣慰的是,读书界此次反应之迅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论者陷入了一种狭隘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紧箍咒”而不自知,处处以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为唯一根据,对文学文本进行褒贬。盖西方论者眼中的中国文学,往往是先“中国”而后“文学”,或以之为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直接写照,或以之为杰姆逊为第三世界文学定义的所谓“国族寓言”。而不可避免地,在目前的后冷战时期,中西意识形态对立仍然阴魂不散的情况下,此“现实”或“寓言”被涂上了一层极度政治化的负面色彩。在此方面表现最为显眼者当非“莫言黑”林培瑞(Perry Link)等人莫属,但他对莫言的批评极少涉及具体文本分析,较为空泛,不足效法。
  
在认识论上,这当属于混淆了文学与历史学的界限,以后者要求前者,而作为比对标准的“历史学”,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此种阅读模式,从根本上看,仍不脱萨义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认知模式。自然,这些报刊并非专业学术期刊,面对的是一般读者,如此作为,也应该有市场考虑。市场是最大的现实。尘归尘,土归土,让文学回归文学,还要依靠慢工出细活的专业学术研究。这方面,Shelley Chan所著第一部有关莫言的英文专著以及Angelica Duran和黄宇涵所编的论著,算是不错的开端。假以时日,对于《蛙》的文学与文化意义的深入研究,也终将出现。至于这些研究是否仍在沿袭复制西方理论话语而了无创见,则另当别论。

 

评论区

小组公告

小组成员

Android版APP下载

iOS版APP下载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