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来华传教士群体当中，有一位以专门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而著称的汉学家、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他因首度翻译元杂剧《赵氏孤儿》而为世人所知，被称为法国早期汉学三大家之一。

　　马若瑟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随白晋(Joachim Bouvet)神父来华，抵达广州之时，选定了中国语言和文学为在华研究专业。在攻克日常语言关后，专攻中国典籍，以期能进一步探求汉语之学理，用十多年时间，“于十三经、廿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食忘寝，诵读不辍”。就这样，马若瑟在他自身所拥有的欧洲学术传统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小学”的治学方法并加以内化，最终成为传教士中首屈一指的汉学大家。到了晚年，他的汉语素养日臻成熟，不仅精通汉语语言的听、说、读，还能用中文著书立说，对中国古代文学与典籍更是如数家珍。凭着几十年的学术积淀和治学经验，马若瑟在1728年写出了代表早期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最高成就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一书。

　　《汉语札记》是世界上第一部将汉语白话口语与文言加以区分并分别论述的著作。其引用的中文例句多达一万两千余条，除语法知识，还兼论音韵、修辞、俗谚、文学、礼仪等内容，堪称当时西方人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知识大全。该书在从完稿到正式出版之前的百余年间，以各类手抄本的形式在欧洲各国汉学家之间流传，19世纪在马六甲出版后竟然一时“洛阳纸贵”，被誉为“19世纪以前欧洲最完美的汉语语法书”，甚为当时致力于学习汉语的来华传教士和欧洲学者所倚重。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在1822年的书评中曾说，“这是马若瑟所有作品中最重要、最瞩目的一部，也是欧洲人迄今为止在汉语研究方面最好的一部”。

　　马若瑟认为，语言与文学、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学是知识、文化、思想的载体，具有丰富深邃的人文精神内涵。仅仅学几条语法规则是不可能真正学好一种语言的，只有熟读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才能真正掌握这个民族的语言。在这种认识指导下，马若瑟主张通过大量阅读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来积累提升汉语的知识和修养，强调语言学习与文学阅读之间相互促进、融会贯通的关系。因此，在这部语法书中，并不强调对语法规则的机械罗列和死记硬背，反而另辟蹊径，指导学习者从了解中国文化内核、阅读古代名家名篇入手，来展开对汉语的学习。所以，书中除了语法知识，也对汉语所根植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很多介绍，包括历史典故、风俗礼仪、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等。这些看法就是在今天看来，对于西方人学习汉语，仍具有指导意义。

　　马若瑟在写作时已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即通俗汉语(白话)和古典汉语(文言)。白话部分的例句主要选自质朴通俗、具有白话语体色彩的文学作品，如元杂剧、明代白话小说和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包括《元人百种》《水浒传》《画图缘》《玉娇梨》《好逑传》等。这些白话作品反映了不同时期民间所用的口语，文本通俗易懂，有很多完全口语化的语言和生动的俚语俗谚，富有表现力，贴近日常生活。马若瑟认为，学习白话可以帮助传教士提高口语听说的能力。

　　《汉语札记》的文言部分，例句选自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如四书五经、先秦诸子散文、唐宋名家名篇等，这些文言作品语言精练，寓意深刻，长于概括和写意，对学习者理解中国古籍文献和用中文写作及翻译都大有帮助。

　　在具体做法上，《汉语札记》开篇就不谈语法，先论文学。他根据古代文献成书时间、作品可信度和写作风格，建立了一个分9个级别、含49部经典的中国文学典籍分类表，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汉语语法，这在西方人编写的汉语语法书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对于18世纪早期的欧洲读者而言，马若瑟的工作使他们对中国文献的认识大大超出早期来华传教士翻译的《四书》或《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类的译著，当他们通过马若瑟看到这样一个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文学和典籍的重要作品简介时，感到相当震撼。马若瑟评价这些作品“论辩有力，文辞隽永，是千古流传的美文”。马若瑟书中第二编文言部分所使用的语料，大部分以这份文学作品简介为基础。他所使用的例句来源，上溯至先秦，下探至康熙本朝，不拘于一朝一代一门一派，既有儒家经典，也有先秦诸子散文，通过考察汉语中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作者的语言风格和语言结构，从中揭示出汉语语言典型的语法现象和主要特征。

　　书中除了介绍中国的古代典籍，在白话部分还有专章列举大量谚语、熟语和成语，从中国小说、戏曲中选取了166个例句，集中展现了明清时代白话浅显易懂、明快直白的语言风格，体现了当时中下层民众的自然口语风貌。这些俗语主要以谚语为主，也有少量成语和歇后语。例如“家丑不可外扬”“远亲不如近邻”“明月不常圆，彩云容易散”“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等等。这些里巷谚语，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甚至是世态炎凉，有的虽然粗鄙，却包含着很多人生哲理，这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经验总结，反映着他们朴实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汉语札记》文言部分偏重于介绍古汉语的修辞，通过选取四书五经、先秦诸子散文及唐宋名家作品中所摘录出来的大量例句，不仅进行翻译，还着重分析文句的押韵、修辞格以及虚字的各种用法。马若瑟认为，汉语中语法和修辞浑然一体、难以分家，特别是修辞极大地增强了汉语语言表达的气势与力度，因此讲语法时兼顾修辞，才能使外国人真正掌握汉语的特点并加以灵活运用。例如他提到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量使用“对比”。但这种对比不是西方修辞学意义上绝对的对立，而是指相反相对，有时又意味着和谐与统一。他指出这种“对比”修辞的源头在《周易》那里，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既相互对立又和谐统一的哲学精神内涵。比如“乾”与“坤”，它们既完全相反，又彼此契合，永远离不开。马若瑟说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技巧所在，很多中国作家在写作中都用这种方式组织语言与音韵，支撑起一篇美文的骨架。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学习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新的文化。马若瑟在《汉语札记》中不是刻板地描写语法规则本身，而是将文学、文化因素糅合进语言分析中，在介绍中国语言的同时也向西方传播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这个特点十分突出，反映了300年前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理解上的真知灼见。在早期西方人编写的汉语研究著作中，《汉语札记》首次向18世纪的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和典籍宝库，书中所介绍的中国文学常识，除了供西方学习者阅读提高之用，更重要的是旨在让欧洲读者了解到学习这门语言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去理解和研究这些中国的经典，从而体会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若瑟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典籍西传的开拓者，在今天仍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