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贝克教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我有几个翻译研究方面的问题要向您请教。翻译研究是一门跨学科性很强的学科，与其他许多学科，如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都有交叉，翻译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在发生变化，以至于人们对翻译的本质产生了迷惑和争论。那么，就翻译的本质问题，您能谈谈自己的见解吗?

　　贝克教授(以下简称“贝克”)：好的。就我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观而言，我不认同“一切事物都存在本质”这一说法。因为本质是固化的、僵化的，且不可协商的，而我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可以协商的，并且应该如此。如果一定要说本质的话，我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通过“再叙事”，翻译成为构建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再叙事”和“建构”都是在不断协商的过程中进行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表明了这个观点。

　　记者：当前翻译研究领域存在各种“转向”之说，比如翻译的“文化转向”“权力转向”“社会转向”“技术转向”“叙事转向”等，您同意这些“转向”之说吗?这些“转向”与翻译的本质有什么关系?

　　贝克：不同意，我也不接受“转向”的概念。因为“转向”这个概念意味着当时当下只存在一种热门。而且一旦出现新的“转向”，旧的一切就会被遮蔽甚至被抛弃。但是，翻译学科内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好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朝着有利于翻译研究的方向发展。正如刚才所说的，翻译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内容涉及多个不同学科，在英美两国尤为如此。因此，现在几乎每一门学科，比如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文学、媒体研究等都有针对翻译的论述——尽管并不一定都与我们的论述方式相一致。

　　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忽视其相关翻译方面的问题，这一事实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人们开始对翻译学科进行比以往更多的批判性反思。当前有很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开始思考翻译研究领域的有关问题，而且还展示了连翻译研究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某些翻译研究潜在内涵。所以，我认为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在于以这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去与其他学科交涉融合、汲取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所谓的“转向”正是翻译跨学科性的体现，这些“转向”不会改变翻译是再叙事的本质，但是反映了一段时期内翻译研究领域的热点和趋势，以及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翻译研究随之跟进的必然。

　　记者：您刚刚谈到了翻译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您对当前国际译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什么看法?

　　贝克：很高兴你说“趋势”(trends)时用的是复数形式，因为只有通过这个词的复数才能更好地反映出真实发生的情况，让我们远离“转向”这一以偏概全的概念。当前在国际译学领域出现了一些非常受人重视的热点问题和研究趋势。其中一些与我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亲身参与其中，且对自己想要从事的研究做了细致、深刻的思考。还有一些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也给予了关注。比方说，翻译的认知研究就是当今国际译学的热门领域之一。翻译认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与社会科学的人文主义方法相结合，并运用语料库以及神经科学领域的技术，使我们对口笔译过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知和阐释，为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翻译过程描写模式打下基础。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且势头不断壮大的翻译研究领域。我自己虽然没有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对其给予高度关注。2015年7月在巴西举办的“第五届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会议”(IATIS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上，很多与会者展示了他们在翻译认知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其次，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仍然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之所在，我希望它能获得另一次强劲的推动。我和几名同事刚获得了一个重大项目“跨时空的政治与科学概念的翻译和论争：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The Translation & Contestation of Political and Scientific Concepts across Time and Space: A Corpus-based Study)，从一个新的视角进行语料库翻译研究。该项目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资助，研究期为4年，于2016年4月正式启动。主要目标一是发展一套健全的、可复制的方法论，通过历时多语语料库考察关键文化概念意义的演变，特别是在当今数字空间，这些概念的意义正在如何进行论证以及再协商;二是通过牵涉到阿拉伯语、拉丁语和英语这三种由翻译塑造形成的国际通用语两套关键概念集的案例研究，展示这种方法论的可行性。主要研究问题是“民族”“国家”“民主”“平等”“公民社会”“公民权”“人权”等这样一些国家本位概念，以及支撑我们科学思维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实验”“证据”“知识”“真理”“因果关系”“效度”等，如何通过翻译、协商和改写从希腊时期传播至今。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创建一个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英语的庞大多语语料库。建成之后，这个语料库将远远大于我们之前建立的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它将不只着眼于译文与非译文如何不同，还将重点关注几个世纪以来根植于意义协商全过程之中的翻译是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的，这也是对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多年来饱受批评的一个有效回应。人们批评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范围太窄，没有关注概念和意识形态变化等问题，我们正在建的这个语料库将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将赋予语料库研究新的生命力。据我所知，中国的翻译研究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胡开宝教授构思了语料库批评译学(Corpus-based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将语料库与话语批评分析结合，揭示翻译过程中影响人类行为规范、习俗、信仰、世界观、价值观等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问题，促进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视角向文化视角转变，这是语料库翻译研究令人鼓舞的发展。我们课题的研究思路与胡教授的语料库批评译学存在很多共性。

　　除此之外，另一个令我非常感兴趣的领域是正在不断发展的翻译与公民媒体相结合的研究。我说的公民媒体不仅仅只是公民新闻，更包括由无党派、无组织的普通公民通过谈判协商，利用各种媒体主动介入的公共空间，包括街头剧场、社交媒体如推特(Twitter)、公益团体、非官方主导的本地化机构等。

　　还有一个大的研究领域是翻译与政治、翻译与冲突，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最新编辑的一部论文集《翻译异议：来自并伴随埃及革命的声音》(Translating Dissent: Voices from and with the Egyptian Revolution)已于2016年1月由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我个人觉得这部著作将推动翻译与冲突研究以及翻译叙事理论走向深入和成熟。

　　记者：翻译与政治、翻译与冲突在未来很多年还将继续成为国际译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吗?

　　贝克：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记者：贝克教授，您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这部专著中曾经否定“翻译是沟通的桥梁”这个观点。如果翻译不是桥梁的话，您认为翻译在当前国际关系建构、国家和民族国际形象建构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贝克：是的，我反对把翻译比作桥梁，因为传统的那种认为翻译可以永远保持中立、不介入冲突的翻译职业道德会使许多翻译从业者不安，甚至迷失方向。保持中立的道德观经常会蒙蔽他们的双眼，让他们看不清自己行动的后果。翻译并不仅仅是翻译任务的被动接受者，不是超然的冷眼旁观者，也不是从头到尾都在进行简单的语码转换的技术人员。因此，把翻译比作桥梁只会扩大我们的盲区，令人觉得翻译永远没有危害，翻译永远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但是，翻译的作用不是单一的，它不仅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样也会产生消极作用。为此，我还特意写过一篇针对恐怖主义的文章[1]，用以分析翻译如何被某些有特定政治动机的不良团体利用，来妖魔化诸如穆斯林、伊朗或阿拉伯等群体的。我想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考虑翻译作为桥梁的作用。正如我在个人网页上所说的，桥梁使人们可以相互会面、增进了解、加强交流和沟通，同时也助长军队的入侵活动，并以此造成对生存的严重破坏。

　　记者：我能这么说吗——翻译确实起到桥梁的作用，但是却远不止于此，还牵涉到很多社会层面、道德伦理层面的东西?这在中国译学界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话题。所以，您能就翻译道德问题再谈谈您的看法，以启发中国的研究者吗?

　　贝克：在国际译学领域，翻译道德问题也正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无论是官方的职业口笔译员，还是临时受雇或志愿参加翻译工作的非职业口笔译员，他们的每一个翻译活动都会在世界范围内对其翻译所牵涉到的人们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影响所及不只限于当时当地的人们，甚至与事件毫无关联的人也可能深陷其中。例如，你翻译一个文学文本，讲述某些故事或建构世界上某个群体的某个特定形象，尽管那个群体并没有直接牵涉到翻译的过程当中，你所选择的翻译方式和方法就会对那个群体产生影响。因此，在决定接受或拒绝某些作品来翻译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对此，我已有专文论述k。在文章中，我说很多职业译员靠翻译过活。即使这群真正靠翻译来维持生计的译员有时候也得对翻译任务说不。他们可以说：“不，即使让我失去收入我也不会翻译这个文本，因为它不符合我的翻译职业道德，会给别人造成伤害。”这就是道德问题之所在，即是否会给他人造成伤害。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有关你作为一名译员是否愿意接受某项翻译委任的问题。一旦接受了一个翻译项目，就必须着手考虑如何处理这个翻译任务。例如，把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这一文本翻译给某个群体之前，译者必须认真考虑该文本的破坏性。亨廷顿提出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夸大各民族文化差异性，将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置于政治统治的中心，鼓吹西方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否认其他文化的优点，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主张。译员们可能愿意接受这个翻译任务，甚至有可能是该项目的发起者。他们会主动找到某一出版商，向其解释翻译这部作品的必要性。但是，这些翻译从业人员不会毫无职业道德地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他们会在翻译的同时，在序言、引言和脚注等副文本中对原作者的话语或发出评论，或提出质疑。因此，与医药行业一样，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译员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和决定，确保对别人不会造成伤害。

　　记者：所以，你得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翻译工作者，因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个翻译决定都可能利益攸关甚至性命攸关。谢谢您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我还想请您谈谈用叙事理论做翻译研究的情况。自从您2006年出版《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后，翻译与冲突的研究可以说在中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您倡导的叙事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十年来在翻译研究中似乎还没有得到推广，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贝克：我想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还没有足够数量的关于叙事理论的成果出版问世。只有当更多的人都来从事理论研究，理论才会引起大家的更大关注。这也是当前正在发生的情况，更多的相关文献都在陆续出版中。但是，这都是最近的事情。人们对某种新理论和学科的研究需要一定的时间积淀才能有所成就，并不断在实证研究中打磨才能逐渐成熟。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可供使用的文献资料都只能找到英文版本。这就意味着只有真正能看懂英文文献的那些人，才可以从更大范围的文献上获取所需。

　　此外，叙事理论的运用本身也有一定难度，没有既定的标准或模板可供套用，而且不像诸如归化和异化那些二元论一样可以让事情泾渭分明。相反，它会强行把你带到翻译的文本情境中去。因为叙事者，包括口笔译员都是叙事的参与者和建构者，永远不可能将自己置之度外。你会被迫在很多相关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可能令很多人不快或不安。很多人习惯于只把自己当作一位冷眼旁观者或语码转换者，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客观地分析材料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理论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学术口味。因此，这要求你在运用该理论从事与其相关的研究时必须有足够的创造力，以便能够真正领会其内涵。

　　要想在翻译研究中用好叙事理论，我建议大家要尽可能先从源头上去理解叙事理论。我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中提出的叙事理论融合了社会学和认知学中的相关理论，借鉴了萨默斯(Margaret Somers)、吉布森(Gloria D. Gibson)、布鲁纳(Jerome S. Bruner)和费希尔(Walter R. Fisher)为代表的社会叙事学理论，以及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我把这些理论基础融入到我自己对翻译的理解中，把翻译当作表征社会、建构社会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叙事，提出翻译中的四种叙事建构方式：时空建构(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标示性建构(framing by labelling)、人物事件的再定位(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只有很好理解了这些建构策略的理论基础，才可能在具体的翻译研究中切实使用这些工具。2016年3月我和哈丁(Sue-Ann Harding)代表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与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合作，在那里举办为期3天的“叙事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研讨会”，当时我们与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详细讲解了如何将叙事理论用于翻译研究，以及叙事学视角下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

　　记者：这个会议可能会推动叙事理论在翻译研究中广泛而深入的应用。最后，作为您的学生和朋友，我们十分渴望了解翻译研究对您的个人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

　　贝克：我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真正进入翻译学术界发展的时间比较晚，翻译研究和实践对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翻译塑造了我本人。我对世界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BAKER M. Reframing Conflict in Translation[J]. Social Semiotics, 2007, 17(2):151-169.

　　[2] BAKER M. Ethics of Renarration——Mona Baker Is Interviewed by Andrew Chesterman[J]. Cultus, 2008, 1(1): 10-33.

　　[3] BAKER M. Narratives of Terrorism and Security: “Accurate” Translations, Suspicious Frames[J].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2010, 3(3): 347-364.

　　[4] BAKER M, MAIER C. Ethics in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Critical Perspectives[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11, 5(1): 1-14.

　　[1]即Narratives of Terrorism and Security: ‘Accurate’ Translations, Suspicious Frames, 2010, 3(3):347-364。

　　k贝克教授有关翻译与道德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考以下两篇文章：一篇为“Ethics of Renarration: Mona Baker Is Interviewed by Andrew Chesterman”(2008);另一篇为“Ethics in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Critical Perspective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