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译研网(www.cctss.org)现为作品《阁楼》样章寻求中译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泰语、罗马尼亚语优秀翻译。
翻译文字量:1076字
翻译截止日期:2018年10月29日
翻译费用:300-500元/千字
译者要求:
中外双语俱佳,有文学作品翻译经验者优先;
母语译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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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样章
案件在地区中院审理。出人意料的是,陈晓鹏忽然不顾母亲的指责,动用父亲及自己在政法系统的一切关系,替朱丹运作起来。他请来一位名贯三省的大律师,那律师在法庭上只一句话便使审理进入僵局:
“死者系服食大量安眠药自杀。我的当事人在死者昏睡后,探了他鼻息,才知他已断气。在慌乱中,我的当事人将他拖到床底,藏好。后来出于害怕,将他分尸,试图运走。如按照现在的刑罚,她构成侮辱尸体罪,但在当时,法律并未规定这一罪名。”
“胡扯。”
那本来就已闹过事的刘家亲属,在旁听席上鼓噪起来。法官这时敲打木槌,用一种长辈人的慈悲问:“被告,是不是这种情况?”
朱丹转过脑袋,看见刘国华的母亲正揪着一团白手绢,捂着唇鼻哭泣。哭着哭着,她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捉住鼻尖,清脆地擤下鼻涕,然后继续歪头歪脑地哭。在她大腿上有一张缀着白花的死者遗像。在意识到朱丹看她后,她站起来,大声说:“可恨这女子,这些年来总是到我家来,不是骗我儿子在广东,就是骗我儿子在福建,说是我儿子一定要赚可以买下一个县的钱才肯回来。你骗了我们多久啊。你这个骗子!”
朱丹说:“对不起。”
接着她转过来,对法官说:“我现在呼吸平稳,神态放松,医生说得对,当我转身面对恐惧时,恐惧便也如此。”
此后,公诉人要求出示证物。那两箱子白骨便被抬来,其中一只下肢还套着皮鞋,多数骨头被剁裂,裂口像开放着的喇叭花。“可以想见当时用力之猛。”公诉人说。
“这并不意味什么。你并没有证据表明此案系他杀。”律师说。
“我们有被告总共八份供述。”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而轻口供。”
“被告,你自己怎么看呢?”法官这时又慈悲地说,他的态度引得旁听席上一片震动,一伙由刘家邀来的亲友拍起桌子来,纷纷批评起这世道来。却是这时听到朱丹说:“我要说是我杀的,你们就会判定是我杀的;我要说不是我杀的,你们也就很难判定是我杀的。我如今要说,是我杀的——你们可以知道,我家地板上有一块划痕,那是他皮鞋蹭的。你们可以看见他的鞋跟有蹭掉的痕迹。那是我勒死他时,他的脚在本能地往地上蹭。他喝了我泡过安眠药的茶水,睡过去了,我扯下电话线,缠住他颈部,勒死他了。当时他的脑袋靠着我这边肋骨,这块肋骨现在还痛——人是我杀的。没什么好说的。你们刘家提出要赔偿,我这些年一直在积,积了有七万,算是对你们的补偿。”
她说完后,现场一片安静。那刘母举起遗像,想说却不知道说什么,便摇晃着它。“别让我看到他,恶心。”朱丹说。在处决她前,她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晓鹏,你一定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我一直就在爱你。我们的儿子属于你。
她在牢里一直跪着,死命地闭着眼,就像枪决在即,但最终她是被注射处死的。
作者简介
阿乙,男,本名艾国柱,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有五年的警察生活经历,后担任过报纸编辑、文学杂志《天南》执行主编。
出版有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英文版、意大利文版将于2017年出版)、《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英文版、意大利文版、瑞典文版已出,法文版、西班牙文版、俄罗斯文版、韩文版将出版),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灰故事》《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
作品曾发表于《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及《GRANTA》等文学杂志。曾获《人民文学》中国年度青年作家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被选为《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华文作家”。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英文版、意大利版先后被《华尔街日报》《晚邮报》专门介绍。
作品推荐语
阿乙对于写作有着执着的追求,如一个手艺人一般雕琢自己的作品,正如北岛所说,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
朱丹,一个普通的乡镇女子,过着枯燥单调的三点一线的生活,可于丹总是谜一样的不安和忐忑,透漏着某种诡异。朱丹的母亲有精神障碍,偶然中发现了藏在家中阁楼上的尸骨,而朱丹十年来的呆滞与失常的谜底也得以揭开。《阁楼》的故事原型来自于2006年的“慈溪白骨杀人案”。阿乙以准确、节制、压抑的笔调将这个故事写为小说《阁楼》。整部作品显得结实紧密又干净利落。在这个故事里,阿乙显然更关注此案中人的存在。
小说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朱丹杀人后的生活状态,包括朱丹与强势的母亲的关系、朱丹与丈夫微妙的家庭生活、朱丹与前男友父母的联络。从杀人的那一夜之后,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重压,紧紧地包裹着朱丹,让她窒息。而追根溯源,朱丹杀人的动因是日常生活背后无法抹去的复杂人性与制度缺陷。被藏在阁楼上的那具尸体,似乎又在诉说生命的无力与荒谬,怒气冲冲而来却再也没有走出去。阿乙在小说中并没有过多地流露自己的感情,尽力做到冷静客观的叙述。他将自己对现实的关怀、对人物的同情内聚于语言,以一个乡镇警察的视角观察着世纪之交的中国,为当代文学开拓了新的审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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