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以前我是梦想不到我能在中国做这么多事情的。” 12月10日，由新星出版社主办的奥地利古典语言学家雷立柏《我的灵都》《别了，北平》新书见面会活动在北京彼岸书店举行，主题是“遗忘与新生：多元文化视角谈北京”。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少有的外国人用中文写作的关于中国的书。活动中，雷立柏与读者们分享了他眼中的北京、他对中西文化交流中语言重要性的见解，同时他也呼吁更多的人学习小语种、古典语言。

雷立柏(左)和刘丽华在彼岸书店和读者交流

　　雷立柏早在1995年即来到北京求学，并于1999年在北大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后来发展为《张衡，科学与宗教》一书于2000年出版。雷立柏回忆说，他6岁时就跟妈妈说他要当一个作家，但是被提醒除了写书以外还要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不幸被言中的是，他从北大博士毕业后，没有中国大学愿意聘请外国人讲中国哲学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翻译哲学、历史学、宗教的书。从2000年开始，他先后出版了《古希腊语基本词汇手册》等四十多部著作和译作，2004年，雷立柏终于有了在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机会，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我觉得很自豪，中国给了我很好的机会，” 雷立柏说，“现在参与我的课程的人越来越多，社会和媒体也注意到，这是很美好的，当然我也付出很多，但是我得到的比付出的还要多。”

　　在回答主持人刘丽华关于如何看待北京的变化的提问时，他认为北京的精神层面的发展不及物质发展的速度。“北京的物质发展很快，我来北京的时候只有两条地铁，现在很方便，高铁更不用说了，我觉得气候也变好了，之前还有沙尘暴，现在就没有。但是精神方面、大众媒体上以及文化上的变化却不是那么大。”他继续说，当然这些变化可能需要的时间要长一点，就像教育一个孩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觉得今天的人需要有深度的慢的阅读去得到更多精神性的收获。

　　雷立柏借此呼吁人们更多地语言学习和阅读，特别是阅读古典文学。他推崇拉丁语学习，“我的梦想是中国的高中可以选择三门外语，比如拉丁语、古希腊语，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我觉得教育应该更加多元化、语言上有更多的小语种可以给学生选择。”雷立柏说，“我最早爱上的是孔夫子，当我发现我能读懂‘四海之内皆兄弟’时, 哇，那个真的是精神性的享受!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中国的年轻人也能读懂西塞罗的原文，把这种精神性的享受传递给我的学生。” 由他发起的语言学习读书会也已经持续了四年时间。他也欣慰于越来越多的大学本科生对这些古典语言感兴趣、语言能力越来越强。

　　雷立柏强调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语言和思想资源对当下中国社会益处颇多，因此不应被忽视。他以“社会”这个舶来词汇举例，英文的词源society是来自于拉丁语的“朋友”。追根溯源，社会是指朋友关系构成的产物。可是在汉语里，社会是和庙会很像的一个词儿，“那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社会可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他认为如果人们了解了“社会”的词源是“朋友”，可能就少一点人在地铁里面抢位子了。“社会就是靠着人们的想象来创立的。如果人们心里面对社会的概念不一样，那么这个社会就会不一样。”雷立柏还说，拉丁语里很多语言表达和法律有关系，但是在中国的古汉语里却很少。譬如说，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关于法律的资源比老子或儒家关于法律的资源多。所以他认为学习西方的语言也是对法律精神的普及， 为此，他还编了一本《拉-英-德-汉法律格言辞典》的书传播平等的法律精神。

　　雷立柏认为，当中国的文化资源出现局限性的时候，西方的古典文化资源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他认为中国传统当然有其局限性，“所以我认为让中国社会更好就是各种资源都需要，孔子的资源、老子的资源、古希腊的资源、法律的资源等等都需要。”雷立柏说。他借用孔子的“以文会友”，强调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沟通，不仅仅是英语好，还应该了解一点古希腊的历史、古罗马的历史，当然他也鼓励外国人多学习中国历史、地理等等。

　　雷立柏的另一项热情是发掘那些被遗忘的中西文化的使者。“司徒雷登大家都知道，但是其他的却被遗忘了，其实他们的贡献很大，这里还可以做更多的出版工作。”雷立柏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他的《别了，北平》一书就是试图打捞关于北京被遗忘的一些历史。书中讲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将西方素描介绍到中国的传教士白立鼐。白曾在济宁教会教孩子们绘画，1933年传教士接管辅仁大学，他在辅仁大学教绘画、素描，鼓励中国学生用中国风格画西方题材，并促成了新的画派的诞生。雷立柏在家乡奥地利找到了白立鼐的日记和一百多幅画作，将其翻译成汉语，并在北京出版。

　　王芊霓: 我很好奇你是如何找到对北京的认同感的呢?90年代你是在台湾学习中文，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台湾而是来到北京呢?

　　雷立柏：(笑)因为“市场”!其实是偶然的，当时我并没有说特别的去考虑是选择北京还是台北。在台湾我呆了三年，那个时候我还不了解北京，所以我后来就来了北京。

　　王芊霓：你将自己定义为世界公民，不过这个世界公民似乎和你北京人的身份认同是有一些冲突的?

　　雷立柏：没有冲突，北京就是世界啊(笑)。

　　王芊霓：你的书和何伟的书，或者和《再会，老北京》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或者你有没有试图和他们的书对话呢?

　　雷立柏：我的书更加关注宗教的、文物意义上的北京，我想这个是《我的灵都》这个书的特点，比如我的书里专门讲利玛窦什么的。

　　王芊霓：这是书名定为《我的灵都》的原因吗?灵是和宗教性有关的意思?

　　雷立柏：是的。《我的灵都》是希望外国人对北京有敬畏感，从心灵的角度尊敬北京，不只是物质上的东西，因为大部分的外国人看中国只看市场的数字、消费者的数字，纯粹从经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