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下午，作家莫言与学者陈思和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对谈，主题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与转化”，主持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翻译家曹元勇。

　　5年前的这一天，莫言和陈思和、曹元勇三人正在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关于5年前的那一天，莫言印象最深刻的是头一天晚上大雪弥漫，机场封闭，莫言感慨：北欧的雪真大。

　　五年过去，莫言的新作前段时间在《收获》上发表，而他的最新全集近日也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莫言把苦难转化为艺术上正能量的东西

　　任何一个时代作家写作，都面临如何继承自己民族文学传统的问题，怎么将文学传统加以转换，加以有效利用，有效地突破创新。莫言也不例外。早年经历初读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人的震颤，获得某种近乎神谕的启示，到后来莫言意识到要远离他们的影响，重新回归本民族的传统。

左起：曹元勇、莫言、陈思和

　　在莫言的讲述中，他谈道，他所认识的中国文学传统，除了唐诗宋词等印在纸上、碑上的文学作品之外，还有没有印成书的，在民间一代代用口头方式传承着的文学，这种民间说书人的传统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宝贵的资源。

　　“民间的俗言俚语里面包含着很多语言化石。有很多看起来很土的话，如果你写到纸上就会发现它非常典雅，也许就是当年古人们所使用所讲述的语言，一直在口头传承，最后变成了民间的俗语。这些东西对我的影响比书面影响要大。”因此，莫言一再强调，不能忽视民间口头这一文学传统。

　　而在陈思和看来，莫言对于民间传统的看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传统有别于那些已经死去的传统，民间传统是活的传统，这种活的传统就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就在日常生活当中。陈思和特别提到莫言《生死疲劳》的例子，里面的主人公西门闹被冤枉枪毙，后来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这里面能看到一种中国的文化精神：为了一口气可以打官司打到底，对一切不公正的现象抗争到底。在这个意义上，陈思和认为，莫言的创作是跟中国民间文化相通的。

　　而在莫言自己看来，所谓的民间不是固定不变的概念。“一提到民间往往想到穷乡僻壤，实际上民间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上海难道就没有民间了吗?高楼大厦里面照样有民间，利用民间农村资源可能是每个作者都应该了解自己的生活圈子，了解自己身边的人，熟悉自己身边的事，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而且要善于从生活当中发现小说的故事情节，要从身边熟悉人的言谈当中发现语言的新元素，充分吸收他人生活当中的艺术情节。充分熟悉老百姓的语言，并且从中提炼出文学语言来。这样这个民间谁都有，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农村长大的才有民间，即便在中国的上海、香港，或是美国，都是有民间可写的。”

　　民间文学会对作家产生很大影响，为作家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过去的素材怎样在莫言的笔下变得富有现代意义?对此，陈思和认为，莫言完全是一个民间作家，很多资源来自民间，但是莫言对于这些素材的处理是现代人的思维和审美。陈思和举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的例子。“小说里面有一块铁，铁匠诱惑那个小孩，让他用手抓烧红的铁。这个小孩在小说里面说话功能退化了，他拿了铁之后手就烧焦了，他闻到一股肉被烧焦的味道。那天晚上小孩子就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一个透明的烧红的闪着金光的萝卜。这个表述和非常写实的表述不一样，不是说这个小孩手烧焦了，皮肉坏了，怎么痛，他写这个小孩做了那么美好的梦，一个悲惨的现实在他的笔下变成那么梦幻那么美好的梦，而且在小孩想象当中最可爱的东西是可以吃的就是萝卜，萝卜是可以吃的，想象当中其实就是火里面那块铁，烧得透明的通红的闪着金光那么漂亮的东西。”

　　在陈思和看来，苦难对于莫言来说不是负能量的东西，莫言把苦难转化成艺术上正能量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美。“他的作品某种意义上都是像透明的红萝卜一样，一块烧红的铁会变成透明那么美好的一个象征，这个转化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转化，不是传统的东西。”

浙江文艺出版社“莫言作品全编·中短篇小说系列”

　　莫言对农民的理解，远远超过五四知识分子对农民的理解

　　现场有读者提问，关于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莫言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区别。陈思和回应时说道，鲁迅把农村看得很低，要知识分子站在农民上面启蒙，要唤醒他们的革命。但是莫言会认为知识分子这样的说法太轻率。“莫言站在农民立场，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的立场。莫言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看到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生存的机制、生存方法。莫言对农民的理解，远远超过五四知识分子对农民的理解。”

　　陈思和提到，为什么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从来没有进到房间里面去?阿Q都是在广场上，因为他们没有进过农村，不知道农村家里面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只是看到公众场合的农民，因此呈现出来的农民必然是沉默。“莫言恰恰把沉默的农民心里几千年的苦难，通过他的笔倾吐出来。我们读莫言的小说，我觉得五四以来或者中国历史到今天，真的能够把农民当一回事，不是代农民讲话，为农民伸冤，是直接把农民所受的苦所经历的委屈那种无奈，那种被损害和被侮辱，就端出来了。农民既不是鲁迅笔下没有生气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中国最苦命的那种农民，完全是真实在今天时代里面存在了几千年的人。这样一个农民所经历的苦难当中，知识分子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在知识分子旁边讲农民的时候，会觉得他特别可笑。”

　　莫言回应时说道，他写的农民不是只有逆来顺受，也有抗争的一面。“除了有哀愁的一面，也有欢乐甚至狂欢的一面。这代作家作品里面描写的农民，比鲁迅那个时代的作品，文学里的农民形象应该比现代的农民形象更丰富了。不是前辈作家不如我们，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农民本身发生了变化，底下人物也会发生变化。正是因为事物正在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