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布克奖揭晓的当晚，布克奖的常客、爱尔兰著名作家科尔姆·托宾身处深圳。现年57岁的他还像个老顽童，接受采访时可爱极了。这是托宾第三次来中国，第一次到深圳。深圳，在他过去的认知中，是个“一年建成的神奇城市”，他像个孩子一样对世界之窗充满了好奇，短暂停驻的24小时内，还专门抽了几个小时去世界之窗。

托宾曾是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评委会主席，在他的见证下，姜戎、苏童、毕飞宇先后夺得该奖。对于中国文学，托宾虽称不上“熟悉”，但至少是“认识”的。演讲结束之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谈起中国文学，他说和爱尔兰文学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而那是英美文学不具备的；谈起莫言获奖，他说这对中国非常重要，会有更多中国文学被翻译，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我就是来自小镇的男孩

《文化广场》：从长篇小说《布鲁克林》到最近引进的的短篇小说集《空荡荡的房间》，读者会发现你一直在写异乡人的生活，写出走与回归的故事。深圳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很多读者在你的书中看到了自己。为什么关注异乡人，这和你的经历有关吗？

科尔姆·托宾：1845年，爱尔兰人口有800万人，5年之后，就只剩下400万人。其中200万人死于大饥荒，其他人离开了这个国家。离开的爱尔兰人中，有一半去了美国，留在爱尔兰的下一代，他们的叔叔阿姨很多都在国外，当他们长大后也跟着去了美国。直到今天，纽约大多数的警察和消防员都是爱尔兰裔，很多爱尔兰裔的女人做那些服务性行业，他们在纽约建起自己的教堂，类似于唐人街或者日本城、小意大利城，爱尔兰人也有他们聚居的地方，有他们自己的歌，唱的都是关于家乡和故乡。爱尔兰经济现在处于下滑中，也有很多年轻人离开爱尔兰，不过他们不怎么去美国了，他们去澳大利亚跟加拿大，这个移民的历史已经持续100年，每家每户都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文化广场》：中国的移民史其实也持续了100年，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裔作家一直都存在身份认同的困惑，爱尔兰移民作家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科尔姆·托宾：这样的挣扎和困惑，我们可能比较少。我们的语言是英语，长得也跟那些人一样，没有那么大区别。现在从纽约到都柏林的飞机很快，大概5个小时就能到，所以你晚上在纽约登机，早上7点就到都柏林了。我认同自己是爱尔兰人，别人也都知道我是爱尔兰人。纽约本来就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族裔，我每年在纽约待3个月，当我慢慢开始习惯的时候，我知道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公寓是租的，所有家具和床都是别人的，就跟住在酒店的感觉一样。

《文化广场》：我们看到很多诺奖获奖作家，都经历过多种文化背景的迁徙和冲击。一个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作家，是否经历更多的文化碰撞会更有利于他的写作？

科尔姆·托宾：我不是一个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作家，我就是个来自小镇的男孩，我只在自己的世界里写作。作家是活在自己的回忆和记忆中，如果你有了“世界主义”的想法，那恐怕就是写作生涯的尽头了。

苏童的书很像爱尔兰文学

《文化广场》：那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你所追求的？

科尔姆·托宾：可能要很老才能得吧。

《文化广场》：可是莫言跟你同岁。

科尔姆·托宾：哦，怎么会？通常一般到80岁才能得诺贝尔奖，因为老得已经没法庆祝获奖的喜悦了。

我以前从没在意过诺奖，直到今年看到博彩公司的赔率，我的赔率越来越高，可能性越来越低，变成66比1。但我又觉得还不错，因为我还没有跌到100赔1的赔率上。

《文化广场》：你曾担任曼亚洲文学奖的评委，对亚洲文学和中国文学怎么看？

科尔姆·托宾：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一门课，是爱尔兰非诗歌写作，如果能有一位中国作家去那里教中国的非诗歌写作，会非常有意思。因为要教这样一门课，必须从2000多年前教起，讲那些很古老的民间故事，以及那些民间故事的流变。我第一堂课讲的内容是一个3000年前的爱尔兰故事，它公元七世纪被记录下来，后来在不同的诗歌、散文里以各种形式被一再重复。在英美的散文写作里，不存在这种现象。我读苏童的书，感觉很像爱尔兰这种文学传统，也类似于中国绘画。爱尔兰和中国的历史格局有相似之处。我叔叔参加过爱尔兰内战，后来被关进监狱，但他从没提起这件事，可能只有一次，可能还是在圣诞节。他对这件事缄口不言，老一辈的人心里面藏着一些秘密。小孩子会对这样的秘密感兴趣，于是只能靠想象还原，我想这比老一代人一遍又一遍讲故事、重提往事要有趣得多，中国人能够理解这种感受。从这种缄口不言里，就诞生出了作品。不止中国、爱尔兰，还有巴西、印度，都有类似的文学现象，相似的历史决定了这些。

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文化广场》：中国作家莫言刚刚获得诺奖，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科尔姆·托宾：爱尔兰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非常有意思。它们都有着非常古老的口头文学传统，都很晚才进入现代化，都是突然一下子就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年来中国，认识了一些中国作家，苏童、毕飞宇，他们非常幽默，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但我对中国文学还在了解中，现在刚好有个作家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对所有中国作家是件好事。文学往往来自某个地方或某个个人，然后才会传扬到四面八方，所以诺奖对中国非常重要，会有更多中国文学被翻译，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文化广场》：你喜欢中国吗？

科尔姆·托宾：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中国以外的人，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包括我自己也并不真的了解。

《文化广场》：想在中国住上一段时间吗？

科尔姆·托宾：我很感兴趣，（开玩笑）但要做一点更好吃的素菜给我吃才行。

希望《布鲁克林》明年开拍

《文化广场》：很多读者喜欢你的短篇小说甚于长篇小说，像最近两本短篇小说集《母与子》和《空荡荡的家》。比较起来，短篇小说是否更具天才性？

科尔姆·托宾：我同意你的想法。我曾做过一个比喻，长篇小说就好比是一棵树，而短篇小说是其中一片树叶，它是落叶。对一个画家来说，画一棵树是简单的，可是要画一片落叶的神韵，就很难。

《文化广场》：你35岁以前是记者。记者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

科尔姆·托宾：很多著名小说家都做过记者，像奈·保尔，格雷·厄姆。这两个职业结合在一起，并非不同寻常。我写过政治方面的文章，也采访过作家，还到过非洲、南美。游历对我的创作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但到处行走让我学会更好地观察周围的世界。

《文化广场》：听说你最近正在和《铁皮鼓》的导演合作创作电影剧本，能透露一下内容吗？

科尔姆·托宾：这个剧本已经写完了。主人公也是个作家，他来到纽约，他喜欢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他有个太太，但他还想要更多女人，每个他见到的女人，他都想占有。这是一个喜剧，其中又有严肃的部分。这是另外一个在异乡的故事。故事点在哪里？男主人公很迷人，他不断撒谎，但从来不吸取教训，很多男人都这样。

《文化广场》：《布鲁克林》影响了很多人，传闻这部作品即将搬上银幕，现在进度如何？你自己负责改写剧本吗？

科尔姆·托宾：剧本由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执笔，他曾为《成长教育》做编剧。我已经读过他改写的《布鲁克林》剧本，非常好。对小说家而言，让他自己去改写剧本，这是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会把所有东西都囊括进去，没办法大刀阔斧砍掉很多枝节。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会是《龙纹身的女孩》的女主角，我希望明年可以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