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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白锦麟：优秀的作品迫使我们面临为人的处境

来源：中国文化译研网

作者：

2020-03-03

有学者说，21世纪的中国不再是一门选修课，而是一门必修课。现在，无论是中国看世界，还是世界看中国，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炎黄文化源远流长。基于这个背景下，由中国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2015“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为了了解汉学家眼中的中国文化，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了2015“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学者白锦麟。

青年汉学家白锦麟来自非常浪漫的国度——法国。他是2015届青年汉学家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90后代表。他有着一头金色的头发，一双深褐色的眼睛，说着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他身上有着不同文化的烙印，举止投足都散发着不同文化气息，有着法国人的浪漫，东方人的含蓄，马达加斯加人的温和……可能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是阮籍的铁粉，钟情于中国古典诗词小说，喜欢传统安静简单的生活，喜欢探讨复杂矛盾或处于变革时期的对象……

启蒙：与《史记》的不解情缘

作为一个法国人，白锦麟并不在法国本土长大，出生于法国海外省的留尼汪岛。留尼汪岛处于印度洋上，是西南印度洋马斯克林群岛中的一个火山岛，西距马达加斯加650千米，东北距毛里求斯192千米。这里聚集了马达加斯加人、非洲人、欧洲人、印度人、华人和克里奥尔人。白锦麟在这里接触了许多华人，他的汉语启蒙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他11岁那年，白锦麟家附近开了一个中文班，每周上4个小时中文课。“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吸引我去学习中文，但最初两年兴趣不大，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就越来越喜欢中文，感受到中文的魅力。”白锦麟最初通过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尤其对司马迁的《史记》情有独钟，直到现在他会经常再翻阅《史记》。“《史记》让我走进了中国文化，《史记》和我个人经历息息相关，通过《史记》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文学、哲学等领域都有了了解，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从《史记》开始的。”白锦麟说。

可以说，《史记》开启了白锦麟的中国文化之旅，让他逐渐成了一个“中国迷”。2010年，白锦麟在就读里昂师范学校，就读中文系。2011年，白锦麟作为交换生来到北京大学留学一年。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古典文化，2013年，白锦麟去了传统文化氛围比较浓的台湾高雄留学，主要研究汉末建安七子的文学创作。2014 年，年仅24岁的白锦麟担任了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讲师。“比较有趣的是，我的学生都比我大十多二十岁，基本都是拥有法国国籍的华人，他们第一次看到我很惊讶”，白锦麟说。在学校，白锦麟教授中国历史、古代文学，讲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诸子百家等。

谈到未来，“可能会当一个外交官，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也不一定，我还很年轻，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目前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所以我看阮籍的作品，不过越看感觉越矛盾”，白锦麟笑笑说。

茶馆：中国小城市的格调

“应该说，就城市而言，成都是我最喜欢的城市，还有南京。我去了成都6次，虽然近3、4年有些变化，但仍然是我的理想城市，成都给我的感觉就是‘舒服’”白锦麟说。除了北方部分地区，中国大多城市几乎都有白锦麟的足迹，在他看来，只有亲身去经历和感受，才能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09年，白锦麟独自一人来到中国渡过了两个月的暑假生活，从新疆到四川沿途旅行。“我觉得在中国，你在大城市很难感觉到它的特色，文化氛围不是那么浓。而在小城市你会感觉到它的特色，比如成都的老茶馆，虽然目前比较少了，但感觉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特别。”

饮茶习惯是古老的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茶馆也是巴蜀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坐在茶馆中，茶客们可看川剧、可听清音、可溜鸟、可打盹儿或者看看闲书、录像片、要么就两三个人凑在一块儿聊天，不时还有掏耳朵的、擦皮鞋的、算命看相的游走其间……正是茶馆的这种文化氛围吸引了白锦麟。得知自贡以茶馆为名，白锦麟来到了自贡，找到了书中记载的四川最古老的茶馆。“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要素，可惜现在不多了。我进入茶馆时，马上可以联想到一些文学作品里面的场景。茶馆是一个社交场所，更多的是民间文化得以展现出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茶馆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白锦麟说。

城市物质融合，信息的快速便捷使得城市变得千篇一律。而茶馆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也逐渐消失，白锦麟对此感到惋惜，他不喜欢大城市的浮躁，拥堵和模式化。直到现在，他仍然习惯去书店买书，喜欢在中国小城市里穿梭旅行，喜欢一个人品茶……

共鸣：竹林七贤之阮籍

“我一直欣赏能够将人生的复杂性以及抉择所带给我们的焦虑彻底地展现出来的作品”，白锦麟说。正因为如此，白锦麟对内心矛盾的作家情有独钟，如阮籍，同时也比较喜欢处于变革时期的中国文人和流派，如梁启超、康有为，流派如鸳鸯蝴蝶派。作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魏晋时代发生政治动乱，阮籍感对现实感到失望、深感生命无常，因此采取了蔑弃礼法名教的愤激态度，转到以隐世为旨趣的道家思想轨道上来。在出世与入世的抉择上，阮籍不如李白奔放，不如陶渊明释然，所以陷入了一种矛盾、苦闷和孤独的情境中。“我觉得我和阮籍有许多共鸣之处，最喜欢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里面运用了老庄及楚辞两个互文去追求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可能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世界。”白锦麟说。

而梁启超、康有为以及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家作为转折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时代的剪影。白锦麟对这些处在历史变迁奋发的历史人物颇感兴趣，下部他还将翻译康有为的《大通书》。关于鸳鸯蝴蝶派，作为新文学界的流派之一，国内对其的评价经历了耐人寻味的世纪沉浮，从最初兴起到80年代，文学界对其都持一种批判态度，到了80年、90年代，文学界对其重新评估，肯定了其一定的文学价值。“20世纪初，还有部分文人坚持用古代汉语写小说，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和佩服。而且处于这个变革时期，作品中的情感迸发会更强烈。而研究这个文学流派更是一个社会性的检测”，白锦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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