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西川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一起登黄山，萨拉蒙说，上了黄山以后，我知道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需要教堂了，因为黄山就是你们的教堂。西川当即吃了一惊，中国人自己看黄山，不会想到它跟教堂会有什么关系，细想却大有道理。对于中国人来说，黄山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与西方的教堂也有某种相似之处。

　　在西川看来，中国的山水是被文人书写和描绘的山水，而西方文明所呈现的则是史前的蛮荒风景，二者大相径庭，相去甚远，但文艺复兴以来也有所交融。中国的文人山水脱胎于科举制度和精英阶层，在北宋以前主要表现中原文明，元四家后则是江南文明为主，自清代以来，绘画还需要面对边疆的风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的山水自古以来就是道德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山水还面临着历史化的问题，我们对山水的观看和展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带有不自觉的西方博物馆意识，随着交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们的审美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对表现形式和对象的拣择，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文人的整套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

　　在梦笔生花的闭幕沙龙上，梦边谈艺邀来西川和韦羲，从诗和画的两种目光，对谈“风景与山水” ，凤凰文化全程直播，下文是凤凰文化根据现场实录整理的西川发言，囿于篇幅有所删减，顺序有所调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西川《山·巅001》纸本水墨

　　东方的“文人山水”和西方的“蛮荒自然”

　　对于中国的“山水”，被书写或者被画过很重要，因为没有被写过被画过的山水是蛮荒山水，而中国人讲的山水是人的山水。黄山一直到明清时期，才真正进入了所谓时代的文化视野，之前的书写都不为人所知，最早的恐怕就是李白的《山中问答》，“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而西方的风景画作为一种画风，则是在16世纪出现，到17世纪左右才开始兴盛。

　　东西方对于“自然”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普遍认为，人和世界都是上帝的造物，爱默生有一篇名为《自然》的文章，里面讲到站在神圣的自然面前，感到头脑上升到无限空间里边。对于有宗教背景的人来说，自然是广博而神圣的。但中国却完全没有造物主的概念，如果要硬扣的话，恐怕也只能在韩愈的《南山诗》中窥见一丝对造物主的揣测。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对东方文化非常热衷，翻译过《神州集》、《孔夫子颂歌》还有《中庸》和《大学》等东方经典，却招致了同时代的诗人加里·斯奈德的批评，在加里·斯奈德看来，庞德翻译中国文化很好，但翻译的全是儒家经典，是明清时期的中国，而当时的垮掉派更喜欢的是佛和道，是史前的蛮荒自然。虽然都是热爱自然，但蛮荒自然与中国人文推崇的“山水”有着本质的区别，简单说就是一个在史前，一个在史后。

　　而欧洲与美国人对于自然的认识又是不同的。18世纪末出现并于19世纪发展到鼎盛的浪漫主义，有一条根本的信条就是重新回到自然，回到旧文化当中去，这个旧文化可以是宗法社会，也可以是中世纪。中国人一读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大多数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是雪莱、拜伦，但是他们在英国文学史中不是正宗的浪漫主义，而是“撒旦派”作家，在中国之所以名声这么大，是受俄国人高尔基的影响，认为他们是“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因为受到了马克思的称赞。但是在英国文学史上，正宗的浪漫主义作家应该是华兹华斯和他们的湖畔派，他们住在一个湖区，然后书写自然，但是他们心中的自然是一个宗法社会的自然，带着哥特文化的想象，他们想离开城市，逃离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今天在欧美世界里，浪漫主义又在复苏，实际上是面对当下的社会，大家都有着一种对于浪漫主义的需要。

西川《山·巅002》纸本水墨

　　“文人”与“文人书画”的形成过程

　　研究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又涉及到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想象。具体到文人艺术，“文人”背后有一套体系，包括知识结构，如果一个人没读过《史记》，没读过《汉书》、《后汉书》这些结构性的组成，就读了几本翻译的外国小说，就敢说自己是个文人的话，恐怕也有些危险。中国古代文人还有一套道德观念，这套道德观念是和他对于家国的认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你这个时候都具备，那么你可能是一个具有文人素质的人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我们现在接到手上的都是农业社会的精华。很多人说五四运动隔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其实只是对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做了一些批判，传统文化里的民间文化一直都在，因为整个革命也就是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实际上都与中国的民间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我们唱的《东方红》就是民歌。传统文化的支流文化实际上一直没断，但是精英文化的确遇到很大的隔断，到现在有一些人努力想接上这个传统。

　　中国精英文化与起始于隋的科举制度密不可分，在这之前中国是贵族统治，就是九品中正制，我们知道的王羲之、王献之，王谢堂前燕里的王家和谢家都是士族豪强。刚才我们在那聊还说写不写二王，我说有点困难，二王是大贵，咱们一介平民，非要写那贵族的字，恐怕也写不出那个感觉来。皇家要终止贵族的政治影响力，但是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一直到宋代才真正开始有了一个官僚社会，所有做官的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来的，宋代的印刷术也很发达，所以宋朝人可以非常博学，这就慢慢形成了中国的精英文化，形成了文人阶层，形成了这样的趣味和传统。

范宽《溪山行旅图》

　　在这个过程中，文人也开始画画。虽然我们都知道苏轼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那个时代的传播跟现代传播速度是完全没法比的，在北宋占主流地位的审美方式，一定还是李成、范宽、燕文贵、许道宁。后来文人画变成游戏性质，成为主导的审美形式，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在1350年到1355年之间的元四家，他们主要的作品全是在元朝后期。因为那时候开始有农民起义，已经没有国家订货了，国家已经不请画家去画宫外山水，不请画家去装饰庙堂了，这个时候文人就自己回家画点小画，开始游戏笔墨。当然元朝早期还有一个叫赵孟頫，他姓赵，原来是赵宋家的，也是贵族的后代，还残存着过去带过来一些气质。我们现在想象的文人画，主要是元晚到清的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少。比如刚才韦羲提到的《明皇幸蜀图》，相传是唐代李昭道画的，但谁也知道是不是真的。

　　从苏轼那时候起，画就分成士人画和匠人画，画的比较像的就叫匠人画，士人画就是一流的画家。尤其是文人画以来，它是业余的。你观察北宋的人物和南宋画的人物就不一样，北宋的人物都是那些打柴的人，推着牛车的人，旅行的人。但是到了南宋，里面的人物都是士大夫自己，一棵松树下，一个穿长袍的人听着风声，那已经不是老百姓，已经不是受苦人了，都是他们自己。尤其是到后来文人画，出现的人也都是士大夫自己，不再是客观世界，而是一个主观世界。因为中国画越来越主观，一直讲意在笔先，一直强调意，就是山水画的主观性。所以它并不是像西方绘画要表现一个客观世界，表现一个客观对象。宫廷绘画和匠人画里边，它是要表现一些客观世界的，所以它们可能准确，因为宋徽宗对准确性要求的是很严格的。

　　绘画中的中原文化、江南文化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地域，就想到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一个是中原文化，一个是江南文化。过去我们知道周的文化是中原文化。然后几次南渡，从西晋变成东晋，北宋变成南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量的往南走，又形成一个江南文化。那么到今天当然更丰富，比如广东人说我们是另一个南方。

　　在中国古代绘画的谱系里，文人画出现之前，北宋的首都在开封，那时叫汴京，那个就是北方的山水。我们知道五代的荆浩画的是太行山水，北宋的李成画的是山东营丘的山水，范宽画的是陕西的关中山水，我们说北宋山水画，其实他们主要画的是北方的山水。南宗画要追溯到董源，但《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图》是不是董源画的还存疑，张大千临死之前曾经给谢稚柳写过一封信，他怀疑这些画是元四家里的吴镇画的。元四家都是南方人，他们画的都是江南的风景。我前阵子去杭州，那里山清水秀，正好适合于黄公望那种笔墨和审美，按照结构主义的说法，有那样的山水就黄公望这样的人。

《富春山居图》局部

　　但是明清以来，江南文化这个概念就在不断地上升，然后北方就变成特别土。江南文化的上升也是很多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数民族从北往南打，把汉族人压的再往南退。所以南方的文化就开始越来越兴盛，而且江南文化里其实有一种腐朽，娱乐啊，小山小水啊，皴擦点染，然后文人雅集喝个小酒，听歌妓唱小曲儿。这种腐朽性也会反映在他的绘画里，叫颓废。所谓神品、逸品、妙品、能品、下品，其中逸品被推崇跟他的生活方式有关系，远离政治生活，也跟他在整个国家的历史话语权的不断丧失都是有关联的。此外，也与背后的历史进程有关系，也就是说明朝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乡绅们纷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史景迁称之为“不在地地主”，对于明后期的中国文化形成客观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所说的“游山玩水”，游的全是明清乡绅热爱的那种山水。所以“山水”里边包含了历史因素，充满了时间感。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山水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如果这个亭子被一个人写过，后来失了火烧没了，人们一定还要把它修起来，四大名楼里的滕王阁和黄鹤楼都是新修的，因为它已经在诗歌里获得了认证，世间怎么可能没有。还有一个经历，我去南京的时候想看长江，就到了阅江楼，明代初年朱元璋的宰相就已经写了《阅江楼记》，但是阴差阳错地没有修，后来南京市政府为了开发旅游，说既然写了阅江楼，咱就把它修起来，所以共产党的政府为明朝人修了个阅江楼，然后我就登上了这个阅江楼看长江，我觉着这简直就是博尔赫斯，如果博尔赫斯生活在中国，他一定要竞选南京市副市长。这说明中国人对于山水的理解，经常是跟文本有关系，它的性质是人文山水，文本关涉到他对一片山水的想象，一片山水的规划，对于一篇山水的理解。

西川与蛮荒风景

　　“山水”的历史化与道德化

　　可能还有一个概念很少人提到，清朝对于中国的统治带来了“边疆”。清朝人统治中国以后，视野比汉族人的视野要大的多，向西是一直推到中亚，它又信奉喇嘛教，所以与西藏也形成了这样的关系，所以它有个边疆地区。江南文人一去了新疆就傻眼了，那是中国传统文人没办法描述的东西，因为到了新疆很难说山水，那就是浩大的风景，是蛮荒山水。所以我们现在再谈到山水的时候，可能不得不扩展对于山水的概念。有一年我走到土耳其，我当时想，我的空间想象视野已经超过了司马迁，后张骞手下的官员有没有走到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已经走到了。所以我们对于山水风景的理解肯定跟古人不完全一样，新疆的风景已经把我对山水的好多感觉都废掉了，但是我知道我能够不断地见到新的风景，新的山水，然后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绘画、我们的文学也不得不使用新的方法表现。

　　还有一个，传统的文人画看画叫读画，这是美国高居翰的说法，传统的文人画里，不管是花鸟、人物、山水，都没有死亡和战争，直到清代宫廷绘画里，因为要歌颂乾隆皇帝文治武功才开始画，传统的文人实际上是不画的，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小宇宙。到今天传统水墨画依然有人画，画里可以有月亮，有山水、田园、小桥流水，但从来没有画家画过星星。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生活，作为一个艺术家，什么东西表现，什么东西不表现，可能在你的选择当中已经包含了你对世界的看法，包含了你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

　　我们对山水的观看方式也和古人不一样了。从六朝的宗炳开始，山水讲究“可居可游”，这就涉及到在山水当中的旅行，这种看山水看风景的方式，今天跟古人也不一样。一方面跟速度的变化有关系，过去坐着驴车或者步行都很慢，现在开车、坐飞机，速度很快，速度很快以后，你看见的山水和古人看见的山水就不再是同一个山水。包括视角也改变了，传统山水画里边很少有鸟瞰，但是现在人民大会堂里傅抱石和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就是鸟瞰，很多对大好河山的描述，是跟飞机能登高上多高有关系的。另外一方面，由于你穿过一座山的速度很快，所以更多看到的是山的轮廓，而不是看到山石下的小花小草。如果你站在老房子的柱子面前，你会看到雕梁画柱，现在都是极简，所以为什么城市建筑越来越没有细节，一定是跟我们走过它的速度有关系。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审美已经受到了这些工具的很大的影响，然后有些人说应该坐下来休息一下，好像这时候你能够看到一些细节，但是你坐下来往往只是休息。

　　游牧民族就是走路，阿拉伯世界认为人类社会有四种激情，战争，流血，爱情，还有就是旅行。旅行的激情象征着未知，旅行跟旅游不一样，一个人要想旅游，想游山玩水就去颐和园好了，要是想旅行，拿起背包明天就上路，也不知道去哪，可能后天就被抢劫了。所以如果画家开始有了旅行的意识，画的东西也不一样了。当然到了今天，我们思维方式里边所谓的从农耕到游牧，这个游牧思想其实是法国思想家德勒兹提出的，我们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好多都跟风，但我们的思维方式的确是不一样了。

　　刚才讲了山水的历史化，还有一个东西是山水的道德化，所以孔夫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们中国人把很多东西道德化，比如说“君子比德于玉”，这是把玉道德化。那么把山水道德化，这当然也是传统中国文人的选择。所以我们的山水的确是一套文人山水，是被文人表述的文本化，是被历史化和道德化的，跟西方绘画里对于风景的理解有很大不同。

展厅里的文人书画张大春长卷

　　今天观看、展览和保护绘画的方式，跟古人是不一样的

　　现在观画的方式跟古人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宋朝人没有看过他那时代的绘画，今天有了照相术和印刷术，我们观画的机会就相当于过去帝王的机会，所以审美一定是受到当时生活的物质属性的限制，观者的处境也不一样。

　　到了现代社会，展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过去是文人雅集上大家看一看，现在是西方的博物馆意识做主导，我们现在是用西方意识在看中国画。

　　不光是以西方视角看中国古画，也是以西方意识在保护画。我曾经参加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的关于建筑的讨论会，当时他们就骂骂北京人把胡同拆得乱七八糟。他们认为北京就是一座博物馆，必须保护每一个相貌，但是问题是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生存才是第一要素，所以不能把这种道德区分为文化道德和生存道德。如果你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道德，那么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厕所，要是首先考虑文化道德，那你们这个院就上公厕，持有文化道德的人对于那些在生存领域里奋斗的人，经常发出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评论，这是我们很不以为然的角度。但是到了今天，博物馆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我们所谓的“好古”其实已经有点西化了，尽管中国古代有收藏观念，但是展示仍是在博物馆。

《蒙娜丽莎》

　　中国北宋的山水画影响到了文艺复兴

　　说到这些，我就想到了对自然的破坏。为什么西方思想理论界的环保意识特别高涨，大家都关心生态问题。首先生态问题的产生是有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的。就是文艺复兴，所有比较西化的人对于自己文明的自豪感一定是追溯到文艺复兴。

　　首先文艺复兴这个事情，如果要从纯历史的角度去讨论，里边也有中国因素，一个因素是蒙古人把东方文化带到欧洲，第二个因素是郑和下西洋也带过去一些东西。我最近一直看加文·孟席斯写的一本数之，叫《1434年》，主要讲的是郑和下西洋这个事，他说麦哲伦和哥伦布去环球航行时，手里都有世界地图，在他们环球航行之前怎么会有世界地图？很有可能是中国传过来的。而且他说郑和的团队官员到过威尼斯还是在佛罗伦萨，所以带来的礼物里边有可能包括了地图。然后你看文艺复兴绘画里边有一些东西，我们看《蒙娜丽莎的微笑》，背后的那个风景的绘画方法实际上跟中国北宋的画法很相似，就说明中国北宋的山水画影响到了文艺复兴。

　　我们现在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的转向。但是从教会的角度看，就是人本战胜神本，就是魔鬼的胜利，上帝被魔鬼打败。从文艺复兴开始，理性这些东西影响到了启蒙主义，启蒙主义影响到了法国大革命，对人的权利的要求。对于人的认识经过文艺复兴回到古希腊，又经过启蒙主义的强调，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当中的基本常识，就是人是世界的中心，人是最高级的动物，当然帝国主义兴起以后又有文明的理论，就是西方人高于东方人，高于非洲人，高于印第安人，这个是西方文明体系下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这套认识它的报应就是生态问题，由于人是宇宙的中心，所以世间的财富我都可以支配，世间的树木我可以随便砍，石油我可以随便开采。到了50年代以后，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开始有所转向，人究竟是不是宇宙的中心，人如果不是宇宙的中心，人跟动物就是平等的，人跟植物就是平等的，如果人是宇宙的中心，那么人就可以杀动物。它不完全跟风景或者山水有关系，可是这些问题被连带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