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柯是第一位译介李清照的美国汉学家，她在著作《中国女性：古代与当代》中关于“诗人李清照”的译述，是婉约词宗在美国学术界英译的历史源头。艾思柯详细记述了李清照的生平、诗词艺术特色，她英译的14首李清照诗词极具诗意，是“忠实+创造”的“以诗译诗”的经典之作。艾思柯的李清照译介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国女性：古代与当代》转译、流传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对确立李清照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引言

论及婉约词宗李清照，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显赫位置自不待言。百余年来，李清照已经走向世界，在英语世界——尤其是在美国得到全面的译介，易安词的各种译本纷纷面世，译作入选各种权威文选，在广大读者与汉学界中“重构了经典地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成功个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既然美国汉学对李清照的推介之功不可等闲观之，那么，谁是第一位译介李清照的美国汉学家呢？

我国学术界关于李清照对外译介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在翻译研究的工具书《中国翻译词典》（1997）中，编者林煌天专辟“李清照作品在欧美”词条，简述了胡品清的译著《李清照评传》（Li Ch’ing Chao, 1962）、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与钟玲的译本《李清照诗词全集》（Li Ch’ing chao: Complete Poems, 1979）与法国梁佩琴翻译的《李清照诗词全集》（Li Qingzhao: Oeuvres Póetiques Complétes, 1977），对于散见于其他诗集、文选中的李清照词没有提及)；《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2009）的作者黄立侧重探讨雷克思罗斯、钟玲的译本和詹姆斯·克莱尔（James Cryer）的《梅花：李清照词选》（Plum Blossom: Poems of Li Ch’ing chao, 1984），未曾勾勒出李清照词的英译历程；我国第一部李清照词英语译介研究的专著是《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2009），作者郦青考证出最早将易安词引入美国的是1926年冰心的硕士学位论文《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与编辑》，“这恐怕是西方文学界首次接触李清照词”；笔者曾撰文《彼岸的易安居士踪迹：美国李清照诗词英译与研究》（2013），梳理出美国李清照诗词80余年英译（选译与全译）与研究的路线图，认为华裔汉学家许芥昱的论文《李清照诗词》（The Poems of Li Ch’ing-Chao，1084—1141， 1962）是美国本土最早的译介；涂慧在专著《如何译介，怎样研究：中国古典词在英语世界》（2014）中钩沉了李清照词的英译史，认为李清照词的英译始于20世纪上半叶，重心在英国，而且数量极少，1950年代之前，只有零星几首词作的译介。她又另文进一步指出，“1956年，美国现代诗人王红公（雷克思罗斯）在《中国诗百首》中率先译有李清照词7首”。

诚然，冰心将李清照介绍到美国的功绩不可磨灭。然而，她为获取硕士学位而撰写的论文一直没有在公开出版，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再者，冰心毕竟不是美国汉学家，文化身份与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与美国本土汉学家的主动译介迥然不同。根据文献资料，笔者新近发现，美国本土真正意义上最早译介李清照的译者另有其人。她就是汉学家艾思柯。

弗洛伦斯·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1878—1942）是国际闻名的汉学家，擅长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她毕生往来于中美之间，是当时居留中国时间最长的汉学家之一。终其一生，艾思柯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充满了热情，将其推送到西方世界。她的逝世是中美文化交流中的憾事，时任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唁电中赞扬了她数十年如一日地向西方读者阐释、译介中国诗歌的伟大功绩。

艾思柯汉学著作等身，对各个领域多有涉猎：她关注中国社会，关切各地风土人情，著有《中国之鉴：表象下的真实点滴》（A Chinese Mirror: being Reflections of the Reality behind Appearance，1925）《一条中国犬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Dog，1926）、《最后的扬子江：丝绵风暴与江边诗文传奇》（Der Yangtse Kiang: Chinas Grosser Strom, Seine Legende und Seine Poesie，1937）；她倾心于中国书法与绘画，在两部著作《诗与画：中国书法的纽带》（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Calligraphy: Poetry and Painting,1931）《炮竹之国：年轻读者的中国绘图读本》（Firecracker Land: Pictures of the Chinese World for Younger Readers，1932）中，向读者介绍了中国笔墨艺术与文化。艾思柯的中国诗歌研究是她汉学事业中的重中之重，她取谐音“爱诗客”自我命名，可见她对中国诗歌的青睐程度。1921年，她与著名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合译的《松花笺：汉诗译集》（Fir-flower tablets: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一俟出版，便引起轰动效应，广受如火如荼的新诗运动的热捧，“被美国乃至其他英语国家所接受，对汉诗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对20世纪之初的英语诗坛影响巨大。此后，颇具唐代士风的艾氏满怀杜甫情结，痴迷于杜诗的研究与翻译，先后推出了《杜甫：诗人传记》（Tu Fu,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1929）、《诗人之旅：杜甫行走江湖》（Travels of a Chinese Poet: Tu Fu，Guest of River and Lakes,1934）。两部著作“夹叙夹‘译’”，以诗歌勾绘出诗圣的人格情操与文学成就，“让他自己的诗歌来讲述他的故事”。《中国女性：古代与当代》（Chinese women, Yesterday & Today，1937）是艾思柯编著的最后一部著作，可以视为她对中国女性文艺及其社会地位研究的一次集中展示。

在艾思柯之前的英语汉学界，李清照一直处于缺席的境地。英国“汉学三大家”均未译介李清照。如果说理雅各（James Legge）的汉学重点集中在先秦诸子文献的翻译与研究、无暇顾及宋代文学，从而忽视了李清照的话，那么，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在其成书于1883年、被誉为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的《古文选珍》（修订增补版）（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1922）中已然称赞“宋代是中国文学的鼎盛时期，诗歌成就仅次于唐代”，并列举了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著名诗词名家，却对李清照不置一辞，避而不谈！韦利（Arthur Waley）的传世名译《汉诗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的特点之一是无韵自由体翻译，而他认为宋词内容俗套，其全部价值在于变幻韵律，极难翻译，继而一笔带过，略微提及“戈蒂耶的汉诗法译集《白玉诗书》（Le Livre de Jade, 1902）中有易安词若干”，成为李清照在韦利汉学中的星光一闪。

直到艾思柯的《中国女性：古代与当代》方才打破了李清照在英语汉学界的沉寂。艾氏惊诧于历代女性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繁荣中的作用，“这一点，是其他国家无法与中国比拟的”。在著作中，艾思柯把李清照放置在“艺术家”（The Artists）一章的首位，专辟“诗人李清照”（Li Ch’ing Chao: A Poet）一节加以介绍。著者以“红袖添香夜读书”（Red sleeve tends incense / At night studying books）诗句开篇，点明李清照与赵明诚是中国历史上完美的文人佳侣。艾思柯由宋画而论及宋词：“较之唐诗，宋词更为灵活，非诗歌高手不可为！李清照词即为经典之作”。文中记述的李清照美满婚姻、词作特色、寡居江南与生活趣闻被李清照的文学作品勾联起来。艾氏翻译的李清照诗2首、词12首，分别为《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the Severed Plum Blossom: Resentful Grief at Parting）、《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Inspired by Wine in Shade of Flowers）、《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Remember a Dream: Sung to the air: Yü Chia Ao）、《怨王孙·春暮》（Sunset of Spring: Sung to the air: Yüan Wang Sun）、《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Joy of Wine: Sung to the air: Ju Mêng Chin）、《浪淘沙·素约小腰身》（Passion Within the Baton-door: Sung to the air: Yü Chung Hua）、《感怀》（Treasured Emotions）、《蝶恋花·暖日晴风初破冻》（Passion of the Parted: Sung to the air: A Butterfly Loves a Flower）、《点绛唇·寂寞深闺》（Thoughts in the Women’s Enclosure: Sung to the air: Dotted Red Lips）、《念奴娇·春情》（Spring Passion）、《凤凰台上忆吹箫》（Parting: Sung to the air: Fêng Huang T’ai Shang I Ch’ui Hsiao）、《武陵春·春晚》（Time of Twilight—Spring: Sung to the air: Spring in Wuling）、《声声慢》（Sung to the air: Shêng Shêng Man）、《夏日绝句》（Summer Day: A Short Stop）。著者将词与诗区别开来，注重词的谐律音乐性，所以在译名中注明“谐某律”（Sung to the air）。笔者发现，《浪淘沙》词牌名被误译为《雨中花令》（Sung to the air: Yü Chung Hua）。在艾思柯眼中，《金石录后序》（Preface to the Chin Shih Lu—Record of Golden Stones）更能展现李清照的真实生活和情感，故而将其主要内容节译，附于文末。著者以汉学家的眼光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对李清照的“名”与“号”作出释义：“清照”为“清澈之光”（limpid light），“易安”为“平安之易”（mutation of peace），力图从取名的深意中向读者展示词人的诗词才华。

1937年初版书中关于李清照的书影，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诗人李清照》一节共计18页，内容详尽丰赡，在全书中被提至极高的地位。艾思柯对李清照不吝笔墨，紧扣标题“诗人李清照”的关键词，将人物传记与诗词评析结合，严谨周密又不失阅读的趣味性。这得益于她独特的英译策略。

艾思柯在序言中说：“我尽力翻译中国俗语、习语，使之贴近原文。关于翻译方法（method of translation），我在《松花笺：汉诗译集》已详述，此处不再赘言”。笔者按图索骥，在《松花笺》的序言中解读艾氏的翻译观念。汉学家的翻译是典型的学者型严谨翻译，需有相关学术背景的支撑。艾思柯声言：“译者必须译有所为，对翻译对象必须有专门的研究（a special study）”。她撰写的《松花笺：汉诗译集》序言长达40页，集中论述了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诗歌韵文创作特征与翻译思路。艾氏在其中廓清了“诗”“词”“曲”“赋”的差异，与唐诗相比，词的韵式更为复杂多样，“词（Tzŭ）与（西方的）抒情诗（Lyric）类似，其词行变化不定，但这种变化在相应词阙中必须合乎规范”，将词作为中国韵文中独立的文类进行界定。艾思柯坚持“以诗译诗”的观点：

如果诗歌以另一种语言翻译之后不再是诗歌，原诗（在译语中）便已死亡；诗歌迻译，必有所失，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诗歌精华在翻译中未尝不会“译有所得” 。

她此处坚持的“译有所得”，即译者不仅“亦步亦趋”地忠于原诗，更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为了使译诗具有诗性，创造性地进行翻译。《松花笺：汉诗译集》之所以名声大振，正得益于这种结合了汉学家艾思柯审慎的直译与诗人洛威尔张扬的意译的合作模式。艾思柯不无得意地宣称从中获益匪浅，“如果我们是这种合译模式的先行者，我们也希望今后的诸位译家，可以多加效仿、借鉴”。事实上，艾思柯本人也是著名的诗人，只不过是被她广为人知的汉学家身份遮蔽了而已。艾思柯原计划按合译方式与洛威尔进行后续的汉诗英译，而洛威尔不幸于1925年溘然长逝。尽管如此，艾思柯彰显了自己翻译家身份中诗人的一面，直至译介李清照时，仍对“忠实+创造”的翻译策略矢志不渝。

首先，艾思柯在她的中国助手储农（音，Nung Chu）的帮助下，参透李清照词中每个汉字的含义，并依次加以注释。然后，她再根据原词的抒情模式、意境构建等因素，综合考虑每个汉字词义的取舍与组合。作为汉学家，她深知汉字达意的多重变化。所以，在诗词翻译的过程中，“是译出每个汉字的单调的、平庸的词典含义，还是增译若干中国文人层面的‘雅义’？不一而足，需要由诗词的‘情景’而定”。例如，她翻译的脍炙人口的《声声慢》的上阕。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Search, search, seek, seek, lone, lone,

凄凄惨惨戚戚。 

Drear, drear, sad, sad: to the uttermost, to the uttermost.

乍暖还寒时候，  

Sudden warmth comes although it is cold-time season.

最难将息。   

Now very difficult to rest.

三杯两盏淡酒，  

Three tiny cups, two flat saucers, of weakest wine,

怎敌他、晓来风急？ 

How can they help withstand sharpness of dawn-rising wind? 

《声声慢》开篇七对叠词，如泣如诉，开门见山地抒发了李清照心中的苦闷之情。艾思柯在译叠词时，较为忠实地译出了其中的含义：“寻寻”“觅觅”“凄凄”“惨惨”四对叠词基本上译出了字面意义，即译者所言的“词典含义”；而“冷冷清清”并非指代外界环境，而是词人心中寂寞的状写。所以译者没有译为“cold, cold, clear, clear”，而是进行深层意义的发掘，意译为“孤寂”（lone），极为贴切。同样，“戚戚”一方面有“伤感、失落”之意，与“凄凄惨惨”在含义上有重叠之处，另一方面，“戚戚”还有“极度忧伤”的含义，译者以后者为依据，译为“极限”（to the uttermost），并通过冒号的使用，与“凄凄惨惨”的译文“Drear, drear, sad, sad”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升华了李清照哀伤的情感。艾思柯的翻译，在句法结构方面，甚至与原词“亦步亦趋”，作到字对字的翻译，“严丝合缝”的忠实程度，令人称奇。譬如“最（very）难（difficult）将（to）息（rest）”；哪怕是李清照口中的约数“三三两两”，也被直译出来，比如“三杯”译为“Three tiny cups”，“两盏”译为“two flat saucers”。不仅如此，译者为“杯”、“盏”增添了修饰语“小的”（tiny）、“浅的”（flat），就连“淡酒”也译为“最淡的酒”，使用了“weak”的最高级语法形式。译者此处貌似不忠实的翻译，其实是深层次的忠实翻译。因为这三处修饰语的增添，更是为了呼应下一句反问句“怎敌他、晓来风急？”。如此一来，译者的译文释义为“小巧的酒杯、浅浅的酒盏，所盛的最寡淡的酒水，难道能抵御晨起（恼人）的瑟瑟斜风吗？”译者借用译文，增加了修辞效果，加强了抒情的语气。

其次，艾思柯的李清照词创造性翻译，最直接体现在她对汉字结构的解析与字形释义的巧妙运用，具体可以分为“拆字法”与“析词法”。“拆字法”在20世纪之初的美国，是意象派诗人翻译中国诗歌的一个极为彰显的诗学传统。最为人所称道的，“是艾思柯与洛威尔在《松花笺》中所倡导并践行的翻译方法，藉由汉字字貌以传达汉诗诗意”。另一个与之齐名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庞德（Ezra Pound）英译《华夏集》（Cathay）。对于诗歌翻译中的“拆字法”，艾氏颇为自豪地说：“尽管使用的较少，但是我相信，读者会和我一样，感到‘拆字法’才是真正的‘直译’，也正因‘拆字法’，原诗才能被全部（in entirety）传递（brought over）到译诗中去”。艾思柯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研究，使她更为相信复杂多变的汉字偏旁部首，如同水墨画一样，具有表意功能，是诗词意象的必然关联，对于总体意境的营造，具有重要作用。她发现，汉字是图画的文字，在中国人的诗歌审美中，诗词与绘画的融通，也决定了汉字书写形式特点对于诗歌抒情达意的功效不可忽视。这正是她“析词法”的起因。

例如《一剪梅》中的一句译文：

一种相思，   

Of one type thinking-of-each-other thoughts,

两处闲愁。  

In two places Autumn-heart-grief. 

“相思”意指“彼此思念”，是一种双方交互的情感。译者解析为“相互的眷恋”，以词组“thinking of each other”构成一个词，作为“思”（thoughts）的定语。李清照此处的“愁”，意即“悲伤”（grief），“愁”字“从秋从心”，艾思柯将其拆解，意译为“秋天之心一样的悲痛”（Autumn-heart-grief）。类似的还有《蝶恋花》“独抱浓愁无好梦”中的“抱浓愁”，艾氏从“愁”中析出一个代表情感的“心”字（heart），译为“heart wrapped in grief”。通过对具体汉字字形与构造的推敲，艾思柯翻译的“相思”和“愁”，不同程度地增添了若干意象，意象之间除了连字符（-），并无其他字词，形成一种意象并置的诗歌效果，契合了当时风靡美国诗坛的意象派诗歌的主流诗学。

艾思柯在李清照词翻译中，对汉字的拆解与组合，生成富有新意的意象，进而产生更为真切的诗意，这种翻译策略与《松花笺》相比，已然成熟、自然得多。因为《松花笺》的“拆字法”多遭诟病，而艾思柯的李清照词的拆字与析词却未曾遇到指责。又如《点绛唇》中的三句翻译：

几点催花雨。  

How few the drops of rain-flowers-rain.

倚遍阑干, 

Lean, now there, now here, on low-railed screen

只是无情绪。   

But passion is not assuaged. 

“催花雨”是花季的雨水，雨滴打落在繁花上，有凄美的意蕴。按照艾思柯的解读，“几点”暗指雨滴之多，所以便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意象“雨-花-雨”（rain-flowers-rain），比喻霏霏雨点之间的花朵，也含有“催”的意境。“倚遍”中的“遍”，部首为“辶”，作为动作词，具有“到处”的动态含义。艾思柯释义为“一会儿倚在此处，一会儿倚在别处”（Lean, now there, now here），更加具象化，更为真切生动，传递出词人百无聊赖的情绪。

时至今日，反观艾思柯在美国汉学中首开李清照译介的先河，其历史功绩不仅需要及时发掘，更对当今的海外汉学与世界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女性：古代与当代》视李清照为中国女性文人之首，独辟“诗人李清照”一节，是美国本土汉学家主动翻译、研究婉约词宗的滥觞之作，在中美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艾思柯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上半叶“拿来”中国文学经典的先驱之一。《中国女性：古代与当代》印行之后，学界反应良好，得到国际汉学界的好评。名刊《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专门刊出书评，赞扬艾思柯该著在向西方读者诠释中国女性生活与思想方面的贡献，“尤其是李清照这样的伟大女性，其童年、少年、婚姻、教育与文学生涯，得到全方位的介绍，大量的爱情诗词，得到作者（艾思柯）的绝妙翻译，极为优美”。加拿大权威刊物《太平洋动态》（Pacific Affairs）的评论文章称艾思柯是当时美国杰出的汉学家，以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古典韵文——作为学术事业。书评重点指出，“因为对李清照、朱淑真等宋代女性诗人有深入的研究，所以艾思柯能将她们的诗词翻译得很好，可读性极强”。《世界态势》（World Affairs）杂志极力向读者推介《中国女性：古代与当代》，认为该著最大的特色之一是译笔优美，“这部关于中国女性的专著，融学术性、文学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洋溢着诗意”。当然，其中“洋溢的诗意”，自然可以从阅读艾氏翻译的李清照诗词中体验到。《中国女性：古代与当代》与李清照译介相得益彰，互相映衬。《中国女性：古代与当代》出版之后，第二年（1938）便在英国出版发行，此后数次再版重印，直到当前依旧被广泛阅读，是国际汉学界早期中国女性研究的必读经典。1972年，雷克思罗斯与中国学者钟玲合译的著名诗词译集《兰舟：中国女性诗选》（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中选译了7首李清照词。由参考文献说明可知，其中的李清照词英译，便借鉴、参阅了艾思柯的“诗人李清照”译述。1975年，该著的同名西班牙语译本出版，列为“中国文化经典”系列丛书。藉此，李清照又走进了西班牙语读者的视野。

虽然李清照的译介是由艾思柯独立完成的，但是具体的李清照诗词翻译糅合了忠实与创造的两种实践策略，是“以诗译诗”的典范。这种翻译传统肇始于她与诗人洛威尔先后四年译成的《松花笺》。在李清照诗词的译文中，“忠实”显现的是艾思柯的中国语言文学素养，“创译”则体现出她诗人才情的一面。艾思柯超群的中英文学素养与双语能力的集中映射在李清照译介中，虽然是初次引入美国汉学，却使之成为一颗令人瞩目的中国女性诗人明珠。

从艾思柯的译述中，李清照在美国汉学界的缘起得以厘清。从中也可以看到，作为美国早期汉学界为数不多的女性学者，艾思柯对诸如李清照这样的中国女性诗人给予了更多关照，在对她们成长历程与文学养成的梳理中，艾氏潜意识地对这个东方知识女性群体产生了身份认同。在艾思柯的墓碑上，铭文赫然写道，“To have the have one must suffer the not have; those who rejoice in union must endure separation. This universal law is the Rule of Life”，其原文为“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正是她所节译的《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对人生的深刻感悟！

八十余年前，经由艾思柯，李清照“迟到”美国学界。可以说，没有艾思柯的最早引介，便没有后续学者、译者对李清照的反复研究与译介，更没有李清照在当今世界文学中“才女”形象的成功确立。在这层意义上，艾思柯作为第一位译介李清照的美国汉学家，其筚路蓝缕之功，理应受到学界的关注。

来源：本文刊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6页，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