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的春节前夕，《孔子学院》中西文版刊物上发表了西班牙汉学家雷林科（Alicia Relinque）的文章《中国的虎文化》。她写道：“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除了被人们虚构的龙之外，作为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兽中之王，老虎最受人们的敬畏和喜爱。”接着，她从“虎”的读音和字形出发，深入浅出地做了一番“说文解字”，又结合从先秦到晚唐的8首咏虎诗，分析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虎的意象。最令人拍手叫绝的是，如果你读罢中文，再去看她的西语文章，特别是那8首诗的翻译，肯定会被雷林科精彩的译笔所折服。

12年后，雷林科虽已年过花甲，却仍是这个领域里的“当家花旦”。她在中西交往更加密切的这些年里，先后出版了译著《金瓶梅词话》《牡丹亭》和《魔侠传》，目前正在《楚辞》的翻译工作中埋头苦干。她做过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在中文和中国文学的相关课程中与学生教学相长。她觉得，将中国古典文学之美传递给更多西班牙语读者是自己的使命，而这份使命自她爱上中国古典文学的那一刻起便一直深埋在心底，从未改变。

从初学汉语到成为专家，雷林科痴迷中国文化40余年。她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少有人相信西班牙人能学会中文，而她在兴趣驱使下，靠语言学校的学习，掌握了相当数量的简体字和繁体字，为日后在大学的专业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1985年，雷林科获得奖学金前往北京大学学习。北大求学的经历让她与西语系教授、翻译家赵振江和段若川夫妇结下深厚情谊。以后每次来京，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联系赵振江：“赵老师，我到了。”赵老师的回复则总是“过来吧”。不是去北大教研室，而是直接到家中坐坐，就像当年留学时一样。如今，赵振江年至耄耋，师母段若川已经离世，雷林科期待着疫情过后能“常回家看看”。当年的这份情谊也成为推动北大与格大、中国与西班牙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动力。

从《文心雕龙》到《西厢记》，从《牡丹亭》到《楚辞》，从上世纪90年代起，雷林科将多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介成西班牙语。她始终觉得有责任用自己的语言技能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介绍给西语世界。唐代韩愈在诗歌《调张籍》中有一句“刺手拔鲸牙”，这被雷林科用来形容她所从事的这份传播中华文化之美的高难度事业——即使每翻译一部作品都意味着要查阅卷帙浩繁的文献，常常为一句话、一个词推敲至天明，她也为此“痛并快乐着”。

谈到文言文和现代汉语，雷林科坦言，她更喜欢文言文背后的历史底蕴，喜欢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朦胧感。每每诵读，她总为中国古人文字中的隐喻、对仗、互文等古老而精妙的修辞手法感到震撼。当然她也承认，现代汉语表意清晰，翻译和研究起来相对容易，因此当今西班牙研究现代汉语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越来越多，坚持文言文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少。

谈及传承问题，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很遗憾，现在做文言文研究的学者数量非常有限。例如，在格拉纳达大学，我即将退休，之后学院里恐怕没有其他人再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非常有趣，但它们是20世纪、21世纪的文学，之前还有许多个世纪的文学等着我们去探索。”

2017年，雷林科获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和首届黄玛赛中国文学翻译奖。比起得奖，她觉得自己最大的幸运是与中国结缘。她说：“汉语和中国文学是我人生获得的最宝贵的礼物，我的工作、我的很多朋友、我的幸福都源于中文和中国。而如今，我又因所从事、所热爱的事业而得到褒奖，除了感激，我无以言表。”而对中西两国来说，因为有雷林科这样一批热爱中国文化的学者，才让西班牙当代汉学开启了从无到有的变化。在这些学者执著的努力下，人类文学经典的世界旅行通过他们之手得以展开。

不久前，雷林科将1922年林纾根据英文版《堂吉诃德》翻译而成的文言版《魔侠传》再度译回西班牙语。经上海塞万提斯学院院长因玛·冈萨雷斯·普伊引荐，雷林科开始了回译林纾《魔侠传》的工作。她坦言，这是一场“无比艰辛”的旅程，一来由于自己并非《堂吉诃德》研究专家，二来是林纾所使用的桐城派古文晦涩难懂，连标点都没有，大大增加了原文理解的难度。好在《魔侠传》是由英文转译而来，雷林科为此读了几乎所有相关的英文中间译本，在不断钻研的过程中逐渐沉浸其中，找到了翻译的乐趣。

在对比汉、英、西三语文本的过程中，雷林科仿佛穿越回一百年前，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重新审视这部跨越时空的翻译作品。她惊奇地发现，林纾在力求还原原著的基础上，为《堂吉诃德》的故事加入了不少“中国印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西方“骑士”概念的“误读”。林纾在其译本中，多采用中国文化中的“侠”来替代“骑士”。而实际上，西方骑士与东方游侠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西方“骑士”出身名门望族，通常是为国王掠夺土地驰骋于沙场的兵中贵族，维护的是封建君主和教会的利益；而中国的“游侠”或“武侠”多出身平民或社会底层，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维护的是贫苦百姓的利益。因此雷林科认为，将“骑士”翻译成“武侠”或“游侠”不够准确，建议直接使用西班牙语中对应的文化名词。

正如佛教翻译研究者赞宁所言：“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改编”，赋予了回译工作特殊的乐趣。从背面端赏这块《堂吉诃德》的“锦绮”，或许能为中西文化交流互鉴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角。

尽管作品已得到公众和学界的一致肯定，雷林科对待翻译工作仍保持一颗谦虚敬畏之心，希望能有更多时间慢慢打磨自己的译笔。这份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忱也深深感染着她身边的人，她的不少学生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