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开启2024年度首次入驻世界汉学中心的行程，开展为期多日的学术访问。学术工作之余，艾恺教授接受了世界汉学中心《世界汉学频道》专访。

　　以下为部分采访内容整理：

　　提问一：您多次提及梁漱溟先生，并预测他将在历史上被赋予与甘地相当的地位。在现有的汉学或西方学术领域中，鲜有对中国现代哲学家或思想家给予如此高度评价的情况。梁漱溟先生与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有何独特之处？

　　艾恺教授：梁漱溟先生独一无二的地方太多了，在当时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只有他做到了表里如一。论及梁漱溟先生的独特性，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他并非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者，而是一位有着坚定思想并付诸实践的一位活动分子、社会运动者。1987年，梁漱溟先生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说“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这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他坚持“独立思考”的原则，并始终表里如一地践行这一理念。在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中，他以其鲜明的实践特色而独树一帜。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先生虽浸淫于佛学，但他明确表示，他并未完全皈依佛教。他坦言，自己尚未找到将书中主张付诸实践的具体方法，这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总是力求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探讨上。最终，他找到了答案——乡村建设，这一理念在他早期的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已初露端倪。他强调寻找具体解决方案的重要性，这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实践者的本色，而非仅仅是一个空中楼阁式的理论家。

　　提问二：您提及了梁漱溟先生对儒学现代化与复兴的期望，这也是全球汉学界及中国国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您在研究中是否对儒学思想的现代转型有所关注？

　　艾恺教授：在探讨儒学思想的现代转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儒家思想的核心——即其道德观念、道德体系以及价值判断标准。梁漱溟先生曾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固有文化的精髓正体现在这些道德观念之中。关于儒学思想的现代转型，我认为，尽管儒家、佛家与道家在哲学史上各有特色，但在实际的思想演变中，它们往往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从中国现存最早的民间宗教文献之一——《太平经》来看，其涵盖了多元的思想元素——不仅融合了道家与儒家的思想精髓，甚至还吸纳了部分墨家的理念。这种思想的融合与演变在后续的发展中更为显著，例如在宋代，理学就进一步将佛家、新道家以及儒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度整合。

　　正如《易经》讲阴阳消息之理、刚柔变化之道，其蕴含了中国最基本性的宇宙观和变动不居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万物的相互依赖和不断变化，与西方思想中的二元对立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基于此，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以梁漱溟先生为例，他虽主张儒家复兴，但同时也对佛家与道家思想保持敬畏之心。这种思想的交融与折中，恰恰体现了中国思想的独特魅力。对于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路径，我认为它应继续汲取各种优秀思想的精华，同时坚守其独特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判断标准，从而为社会提供道德指引。此外，儒学也需从纯粹的学术研究中解放出来，成为推动社会道德复兴的重要力量。

　　另外，你问到儒家思想的内涵，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梁漱溟先生所倡导的并不仅仅是哲学层面的思想，他更期望能够复兴整个社会的道德传统，他是一位现代“儒家”复兴运动者。他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解读和复兴呼吁。这与当前更多将儒家思想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做法有所不同，他的目标更加侧重于社会实践。儒学的复兴需要超越学术研究的范畴，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并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今世界变局不断，儒家所包含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道德规范，有望为全球性的道德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成为缓和乃至治愈当今世界种种“疾病”的良药。

　　受访者简介：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世界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亚洲现代化问题专家，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现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亚洲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师从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与史华兹。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与芝加哥大学。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季刊》编委。主要著作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1986）（获得美国历史协会的费正清最佳著作奖)、《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991）、《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等。1980年，艾恺来到北京拜访梁漱溟，后来以二人的谈话记录为基础发表了《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艾恺于2015年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