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汉学历史悠久，自成一派，在世界汉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汉学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诸多学派，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拥有独特的学术传统与研究范式，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中亚乃至东欧国家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全面系统分析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阐明俄罗斯汉学的知识谱系，对中国的世界汉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原文刊登于《边疆经济与文化》2024年第7期。原题为《当代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阐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图文音像数据库建构”（20&ZD330）阶段性成果，作者为“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项目组成员、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李佳。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拟对来自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拉丁美洲、阿拉伯语区、俄语区等五个主要语言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汉学家进行深入的口述访谈，通过汉学家亲历和在场的中文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经验，勾勒出汉学家所在国的汉学发展史，梳理出清晰的中文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轨迹。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60余个国家、近400人的口述史访谈。

　　一、引言

　　汉学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呈现了海外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语言和艺术研究的基本形态。它既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中国了解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的重要途径，其无论是在“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逐渐加深，中国故事在世界范围内理解和接受效果不断加强，传统汉学视域下把中国作为“他者”的研究视角愈发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世界汉学发展史，俄罗斯汉学与欧美汉学、日韩汉学构成了世界汉学的基本格局。俄罗斯汉学拥有着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与完整的学术传承，研究范式独具特点，并且汉学成果颇丰，对世界汉学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更多关注于对俄罗斯汉学史的梳理，对当代俄罗斯汉学的研究范式、学术传统、学术流派等基本形态的研究处于“碎片化”状态，对于俄罗斯汉学在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汉学家人才培养、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方面的贡献研究更是存在一定不足。本文将结合俄罗斯汉学相关史料与当代俄罗斯汉学家口述访谈资料，对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进行多维阐释。

　　二、历史悠久、学术传承完整

　　17世纪末，彼得一世的改革改变了整个沙俄帝国的国家面貌与发展方向，在教育与文化领域的改革更是推动了俄罗斯汉学的形成。1724年建立的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今俄罗斯科学院）成为俄罗斯汉学研究的起点，外聘德籍院士巴耶尔的入职标志着俄罗斯汉学的基本形成，因为自此以后俄罗斯汉学具备了专业化的两个要素：一是拥有了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即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二是具备了专业的汉学研究人员，即以巴耶尔为代表的一批欧洲学者被聘至皇家科学院专门从事汉学研究。由此可见，俄罗斯汉学自其形成伊始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并经历了沙俄、苏联与俄罗斯联邦等三个阶段。

　　俄罗斯汉学形成之初同时也受到欧洲汉学力量的驱动，既有聘自欧洲的外籍院士，也有本土学者将中国典籍欧洲译本翻译至俄文，如1759俄罗斯剧作家苏马罗科夫从德文翻译了《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1788年涅恰耶夫将伏尔泰的《赵氏孤儿》编剧《中国孤儿》译成俄文，再如1779年冯维辛从德文翻译了《大学》等，呈现出从“中学西传”到“西学俄渐”独特的文化传播路径[2]。欧洲汉学对俄罗斯汉学这一影响并未持续很久。从1715年到1933年俄罗斯向中国共计派出20届东正教使团，派出官方使团时间早且持续时间长，为俄罗斯汉学发展供应了源源不断的汉学资料与本国的汉学人才资源。并且随着1728年《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中俄陆路贸易通道的稳定运行，大量的一手中国资料运往俄罗斯，甚至后期欧洲汉学研究中国的资料许多都是通过俄罗斯获取的，同时以罗索欣为代表的一批汉学家逐渐走向成熟，开启了俄罗斯汉学自有的学术传承之路。

　　完整的学术传承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个学派而言都是尤为重要的，它是科学知识与学术精神得以延续的保障。对于俄罗斯汉学的学术传承而言，从其汉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中可以探寻到线索，如1756年，第一届、第二届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罗索欣受俄罗斯枢密院委任，负责完成《八旗通志》十六卷的翻译工作，于1767年罗索欣完成其中五卷翻译后去世，随后由第三届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列昂季耶夫接续完成其余十一卷的翻译工作与第十七卷的附录注释工作，在列昂季耶夫的推动下，该书的最后两卷于1784年出版。在两代传教士汉学家的通力合作下，这部备受沙俄当局重视的《八旗通志》由翻译到最终全卷出版经历了整整23年[3]；在中国西部边疆与民族问题研究方面，比秋林于1846年完成了《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该书详细阐述了10世纪之前的中亚各民族以及西部中国的边疆民族情况。王西里在比丘林的研究基础之上，补充了10—13世纪的内容，并于1859年出版了《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一书，并且苏联汉学家屈纳于20世纪50年代对一百年前比丘林的《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进行了修订、补充注释与再版。在西藏地区研究方面俄罗斯汉学也从未中断过，从比丘林在1828年完成的《西藏志》，到王西里在1881年完成的《西藏地理》，再到屈纳在1909年完成的《西藏地理记述》，每一部书的创作都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与延续，其中屈纳还被俄罗斯学界称为“比丘林学术传统的继承人”[4]；在汉学史梳理方面，斯卡奇科夫生前通过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喀山等城市的档案馆进行调研，并在海量手稿与汉学文献研究基础上完成了《俄罗斯汉学史》的撰写，在其去世之后，预交给科学院《俄罗斯汉学史》的书稿被搁置。为使斯卡奇科夫的这本著作顺利出版，其学生米亚斯尼科夫推掉了手中所有事务，其中包括自己的论文答辩，全身心投入手稿的编写工作，经过十余年的手稿修订工作，使该书于1977年成功出版，并成为俄罗斯汉学研究的重要史料参考[5]；在中国戏曲研究方面，苏联汉学家马利诺夫斯卡娅（Малиновская Т. А）长期从事中国明代戏剧研究，.翻译了诸多中国经典戏剧作品，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与洪升的《长生殿》等，在退休之际，她将中国南戏研究的任务交给了其得意门生马义德，后者不辱使命，经过十年的努力工作，完成了南戏经典《琵琶记》的翻译，并于2015年出版。俄罗斯汉学的学术传承例子不胜枚举，在此不一一赘述，总体上其呈现出完整的、多元化的、“接力式”的学术传承，既有罗索欣与列昂季耶夫等传教士汉学家之间的接续合作，也有苏联汉学家屈纳对比丘林学术研究的跨世纪延续，更有斯卡奇科夫与米亚斯尼科夫、马利诺夫斯卡娅与马义德的师门传承。基于这一点，俄罗斯汉学近300年的学术传承是值得敬佩的。

　　三、学派林立、成就斐然

　　2016年，第21届欧洲汉学学会（EACS）大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俄罗斯汉学院士米亚斯尼科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彼得堡汉学学派》的报告，这一报告是俄罗斯汉学界首次对彼得堡学派进行专题讨论。在此之前只有个别学者在专著中简要提到过王西里学派、阿列克谢耶夫学派等。以学派进行区别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呈现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与内涵，不同视角下的学派命名同样也存在一定差异。因为广义而言的“学派”是指对某一问题具有统一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思想，或具有特色研究传统的学术群体，其命名方式常与地域、院校机构、师承关系、研究对象等相关，如彼得堡汉学学派显然属于地域性命名，而王西里学派、阿列克谢耶夫学派则以师承关系命名。

　　从地域维度分析，俄罗斯汉学基本可以分为彼得堡学派、莫斯科学派与远东学派。其中，彼得堡学派形成时间最早，是俄罗斯汉学发展初期的引领者，也是罗斯其他学派的鼻祖，并为其他学派输送了大量的汉学人才，如远东学派的创始人鲁达科夫、施密特，莫斯科学派学术带头人之一齐赫文斯基、鲁学研究者谢曼诺夫等都是彼得堡学派培养出来的汉学人才。彼得堡学派形成之初主要受传教士汉学的推动，并以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为研究中心发展起来，使俄罗斯汉学摆脱欧洲汉学影响进入民族化研究阶段，尤其是比丘林时期的俄罗斯汉学与欧洲汉学的学术论争使彼得堡汉学乃至俄罗斯汉学在世界汉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沙俄的社会变革以及喀山大学东方系自身面临经营困难等因素，1854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迁往彼得堡大学并与其东方系合并，成为俄罗斯学院汉学形成的标志，并在王西里的带领下取得了显著成就[6]。自此，彼得堡学派在传教士汉学与学院汉学双重驱动下飞速发展，并逐渐具有专业化与学术化特点。正如米亚斯尼科夫所言，彼得堡学派是俄罗斯汉学的根基，它的发展是建立在比丘林的汉学巨大成就、王西里的汉学研究方法、阿列克谢耶夫耶夫中国文化研究思想的基础之上[7]；莫斯科学派是苏联汉学中心随政治中心向莫斯科转移所形成的产物，195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由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迁往莫斯科，成为莫斯科学派形成的标志，即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为基地开始从事中国问题研究[8]。与彼得堡学派相比，莫斯科学派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努力摆脱资产阶级研究汉学的思路，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汉学研究；二是研究重点开始倾向于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集中在中国政治与经济方面，服务于苏联当局并向其提供关于中国问题的咨政建议，如科学院院士米亚斯尼科夫撰写的《西部疆界的中国》报告等[9]。而彼得堡学派的研究更具传统性，其发展方向更侧重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与研究，如王西里译诗经、阿列克谢耶夫译李白、谢列布里亚科夫译陆游、罗季奥诺夫译老舍等。当代的莫斯科学派已经不再局限于俄罗斯科学院的汉学研究，因为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的汉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得到汉学界的重视，成为莫斯科汉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远东学派是随着沙俄对华贸易不断增长以及东扩战略加速推进而形成的。19世纪末，远东地区的汉学人才变得紧缺，于是由彼得堡向远东地区派遣大量汉学人才（如上文提到的鲁达科夫、施密特等）支援该地区的汉学发展，以满足沙俄当局东扩战略的迫切诉求。在此背景下，东方学院于189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建立，成为远东学派形成的标志性事件。需要说明的是，东方学院建立之初的目的主要是培养精通东方语言（如汉语、满语、蒙语、日语、朝鲜语），且熟悉东北亚国家时局变化情况的军事人才，成立后的前十年期间并不对外开放。在此期间，鲁达科夫的汉学研究无论是在学术方面，还是在服务沙俄当局战略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如1900—1902年鲁达科夫到中国东北共进行了4次考察，完成了《奉天皇宫与藏书》《义和团及其对近期远东爆发事件的意义》《吉林土地问题》等重要学术著作与调研报告[10]。远东学派的命运与东方学院一样跌宕起伏，1920年东方学院改建为远东联邦大学东方系，1939年远东大学关闭，所有汉学研究者、教师全部解散，自此以后远东学派度过了近30年的寒冬，直到1962年重建得以恢复正常。由于长期受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如今的远东汉学研究更多侧重语言与翻译教学、东北亚发展、中俄边疆地区经贸人文合作等方面的研究。

　　从师承关系层面分析，俄罗斯汉学又可分为王西里学派、阿列克谢耶夫学派、郭特立学派等。其中，王西里与阿列克谢耶夫是供职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师徒，他们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汉学大师。王西里是俄罗斯第一位汉学家院士，是俄罗斯学院汉学的奠基人，在其整个汉学研究生涯中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由于彼得堡汉学自王西里之后经历了一段低谷期，关于王西里学派是否存在俄罗斯学界尚存分歧，如彼得罗夫指出王西里的学术研究缺少清晰传承性[11]，尼基福指出王西里学生的汉学研究反过来沿袭了比丘林的学术研究范式等。笔者认为，王西里的汉学研究思想存在一定继承性，只是这种继承性并不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体系与学术规范所呈现。在“文史哲疆”等诸多领域王西里开创了俄罗斯汉学乃至世界汉学的先河，如世界首部文学史专论《中国文学史纲要》、对比丘林史学研究补充的《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哲学巨著《东方的宗教：儒、释、道》、东北边疆研究的《满洲志》等，他的学生大部分都以其成就为基础开展学术研究，并成为后期俄罗斯汉学的中坚力量，如开宗立派的阿列克谢耶夫、补编《汉俄合璧韵编》的柏百福、继承王西里满学与蒙古学研究的伊万诺夫斯基、倾向“中国中心主义”研究的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创立远东学派的鲁达科夫等，正如孟列夫所言，“王西里领导俄罗斯学院派汉学整整50年”；阿列克谢耶夫在充分继承了老师王西里广阔的学术视野与严谨学风基础上，突破了原有僵化的学术研究思路框架，结合了欧洲汉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沙畹汉学研究思想的借鉴，创新出阿列克谢耶夫独有的文本分析体系，取得了影响欧洲乃至世界汉学发展的成就，如中国诗学研究巨著《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俄译范本《聊斋志异》及重要的汉学遗稿《中国文学》《中国年画》《东方学》等[12]。阿列克谢耶夫是苏联汉学的一颗“耀眼明珠”，为苏联培养出大量的汉学精英，如汉语第六种方言发现者龙果夫、中国神话研究泰斗李福清、《易经》翻译与研究集大成者舒茨基、西夏学研究开拓者聂历山、敦煌学专家孟列夫、唐诗研究大师谢列布里亚科夫等[13]；郭特立为当代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文字学家，先后就职于赤塔国立师范学院和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也许因其更多活跃于偏离莫斯科、圣彼得堡较远的远东地区，国内学界对其研究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郭特立的学术成就不值得关注。郭特立的汉学贡献在于首次以“文字学”（грамматология）视角为切入点，成功结合了欧洲与中国的符号学理论，创造了独特的汉字研究方法与体系，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为《汉字学概要》，一经出版，就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汉语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发展方向[14]。其学生在继承他思想的基础上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尔雅》《说文解字》的首次俄译都是由其学生什斯玛廖娃及其他弟子共同完成。就汉学成就而言，郭特立学派并不亚于同时期的其他学派，甚至在某些领域遥遥领先。为纪念郭特立先生，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每年定期举办以郭特立命名的汉学与亚太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

　　当然，俄罗斯汉学的学派林立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的彼此独立，21世纪初两部鸿篇巨制《中国通史》与《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出版足以证明俄罗斯汉学家整体的合作成果，并成为世界汉学的重大事件。其中，由季塔连科院士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耗时15年得以完成，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由齐赫文院士主编的十卷本《中国通史》集结了俄罗斯160余位汉学家与史学家，仅出版时间就持续了五年（2013—2017），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内容的系统性、学术性，都足以比肩《哈佛中国史》与《剑桥中国史》。总体上，两部巨著充分体现了俄罗斯汉学300年的学术积淀与各学派汉学家的通力合作。

　　四、研究范式独特、实用性特征明显

　　如果从传教士汉学范式或学院汉学范式分析，那么俄罗斯汉学与欧美汉学研究范式差异不大，但如果从研究范式的内容取向分析，那么可以发现俄罗斯汉学的研究范式具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尤其是具有“中国学”研究范式的边疆研究与文献学研究范式的书目研究极具特点。

　　目前国内学界部分人已陷入“美国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他们认为“中国学”范式是自二战以后美国学者费正清所倡导的中国问题研究范式，即研究对象由传统中国转向现实或当代中国，研究方法由传统语料考据转向社会实证调研，研究导向由学术汉学转向实用汉学等。但实际上，俄罗斯汉学、日本汉学早已具备今天所谓的这种“中国学”研究范式，其中最为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中国的边疆研究。正如季塔连科所言，俄罗斯的汉学就是中国学，自始至终它都是一门综合性科学[15]。首先，俄罗斯汉学边疆研究的形成是沙俄东扩与苏联对华边疆战略推动的结果，是民族文化对边疆贪婪的天性使然，更是维护所侵占边疆稳定与利益的根本诉求。其次，俄罗斯汉学的边疆研究有别于欧洲汉学，更为侧重对中国陆疆地区的研究。因为在欧洲汉学形成之初，中欧贸易主要为海上贸易，这促使欧洲汉学对中国海疆地区研究较为关注，而当时中俄贸易通道主要以陆路为主，所以俄罗斯汉学对中国的陆疆地区研究较为关注，研究范围既包括对近现代两国接壤的边疆地区，如东北地区、蒙古地区、新疆地区等，也包括双方互不接壤的西藏地区。最后，侧重实地调研，注重实证研究。如自1900—1902年鲁达科夫赴中国珲春、齐齐哈尔、沈阳等地完成了四次实地考察，在政府衙门和民间收集了大量的官方资料和义和团传单资料，并为沙俄远东驻军机构撰写了《吉林土地问题》《吉林省经济生活条件》等相关报告，详细阐述了吉林地区的地理、经济、人民生活状况等问题[16]。再如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以“学术调研”“探险考察”为名，在中国边疆地区从事情报收集工作，不仅对各地区的山川河流等地缘地貌进行考察，而且还从事考古、矿产勘探、动植物标本采集等方面的研究，并形成了专业的边疆考察报告，如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中国西藏地区的三次考察，为沙俄政府的外事部门和军方部门撰写了《从斋桑经哈密到黄河上游》《从恰克图到黄河源头》两份咨询报告[17]，详细描述了极具价值的两条由外部进藏的路线，同时其内容也涉及西藏民生情况、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内容。总体上，俄罗斯汉学的边疆研究经历以翻译为主的初步探索阶段[如18世纪至19世纪初罗索欣翻译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列昂季耶夫翻译的清朝地理总志《大清统一志》（1778）等]、对中国治理边疆经验的借鉴阶段[如19世纪20年代比丘林通过翻译《蒙古律例》来借鉴清朝治理游牧民族的经验等]、服务沙俄对华边疆东扩阶段（如19世纪90年代巴德玛耶夫提出的吞藏计划等）、对东扩边疆的法理求证阶段（如20世纪米亚斯尼科夫提出的“无主之地”（ничейныетерри тории）、“过渡区”（промежуточная зона）、“缓冲区”（буферная зона）等概念）。

　　俄罗斯汉学研究范式第二个特点是文献学研究范式下的书目研究。文献学研究范式是典型的俄罗斯汉学的学术传统，正如我国学者张冰所言：“述及俄罗斯汉学学术传统，其对典藏、档案、文献的注重以及对汉学文献学的学术史梳理必然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自1741年俄罗斯第一代汉学家罗索欣、列昂季耶夫就开始为彼得堡珍宝馆馆藏图书编目，俄罗斯学者的汉学文献整理、研究已经成为俄罗斯汉学学术研究的开端和基础。”[18]其中，由斯卡奇科夫编写的《中国书目》可以说是俄罗斯汉学文献学研究范式的顶峰之作，该书于1932年出版，主要收集1730—1930年期间的汉学文献，并于1957年再版，补充了1931—1957年间的汉学成果书目，全书被划分为25个主题章节，按汉学家姓氏编目索引，共计编录19551个汉学书目词条。该书的出版引起了欧美汉学家的极大关注，并于1948年在美国获得整版出版[19]。2015年，由斯卡奇科夫的学生茹拉夫列娃续编了《中国书目》，并收集了1958—2018年间俄罗斯汉学的文献信息，全书包括了7个主题章节，共计编录9173个汉学书目词条。汉学书目的研究一方面呈现了俄罗斯汉学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为开展汉学研究或了解俄罗斯汉学知识谱系提供了有效通道，是研究俄罗斯汉学的必备书籍之一。此外，俄罗斯汉学的书目研究还体现在对俄馆藏中国古籍书目的研究，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为雅洪托夫，他在30年的汉学研究生涯中共计出版了5部关于俄藏中国古籍的重要著述，包括《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藏满文抄本刻本分类目录》（1991）、《伊尔库茨克藏汉文满文书目》（1991）、《维尔纽斯见存科瓦列夫斯基旧藏汉、满、蒙、藏文典籍》（1992）、《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汉籍抄本刻本分类目录》（1993）、《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藏满文抄本刻本目录》（2001）。俄罗斯汉籍馆藏书目的研究为后期中国学界赴俄斯进行古籍整理与调研提供了大量的可参考信息。从客观上讲，这种文献学范式下的书目研究是最为耗时、精细且复杂的研究工作，是科研基础中的基础，俄罗斯汉学的书目研究充分展现了这一特点。

　　五、俄罗斯汉学的世界性贡献

　　首先，俄罗斯汉学是对抗与破除汉学西方中心主义的急先锋，它既通过与欧美汉学的学术论争获取了世界汉学一席之地，也为公正、客观解读中国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当前，世界汉学存在自我中心主义与分立格局，尤其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泛滥成灾，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与蔑视十分常见，然而俄罗斯汉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却保持着一定的学术理性，并冷静、客观看待中国文化。正如俄罗斯汉学奠基人比丘林对欧洲汉学界的呐喊：“基督并不优于孔夫子。”当然，观点的不一致导致了19世纪俄欧汉学的学术论争，例如，比丘林的《西藏志》《蒙古纪事》等不断在欧洲翻译出版，在欧洲汉学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尤其是在1829年比丘林出版《成吉思汗家系前四史》后，瑞典著名汉学家多桑经过与其史料的对比与分析，发现了自身研究的不足，不得不修订自己于1824出版的《蒙古历史》[20]。在欧洲语言学界否定或贬低汉语时（如洪堡特认为汉语是一门不发达、不完善的语言，它不像拉丁语等欧洲语言那样曲折变化，仍处于语言发展的初级阶段），王西里首先在《论汉语的特点》中反驳道：“人和人大体上是无差别的，如果认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大脑都是一样的结构，那么前者的语言思维中会有语法，而后者怎么会没有，况且他们几千年一直使用这种语言交际与思考”，并在其著作《汉字解析》中同样指出：“欧洲学界对汉语的认识并不全面，没有去思考像汉语这样未被破坏的语言，可以不借用词的变格与变位来表达或理解言语内容的事实。”[21]此外，格奥尔吉耶夫斯基、阿列克谢耶夫等汉学家后期的学术研究甚至呈现出一种“中国中心主义”倾向，并与欧洲中心主义观产生抗衡[22]。

　　其次，俄罗斯汉学是东欧、中亚地区汉学形成初期的重要给养，在中国文化典籍域外传播与汉学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卓著。如苏联汉学家帕纳秀克于1954年翻译与出版了《三国演义》，爱沙尼亚学者余尔纳根据其俄译文本转译为爱沙尼亚文，并于1959年在塔林出版。斯洛伐克汉学家马丽娜·黑山耗时12年参照俄语译本将《红楼梦》翻译成斯洛伐克语。此外，《水浒传》的保加利亚语译本、《李白诗集》吉尔吉斯文版本也是从俄文转译而来。可见，在俄罗斯汉学推动下，中国文化典籍在东欧、中亚国家出现了这种“二次传播”的现象。由于苏联时期特殊的政治关系与国际格局，苏联汉学在东欧、中亚国家的汉学家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保加利亚汉学奠基人之一鲍拉·贝利万诺娃（Bora Belivanova），1964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题为《中国古代民间诗歌研究———以〈诗经〉为例》，师从于苏联著名汉学家波兹德涅夫，以及哈萨克斯坦著名汉学家哈菲佐娃（К. Хафизова）师从苏联著名汉学家佩列洛莫夫，于1973年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完成学业等。最后，俄罗斯对中国古籍与汉学手稿等文献的馆藏是中国乃至世界汉学的瑰宝，对中国的古籍研究与汉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其中，圣彼得堡、莫斯科、伊尔库茨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是汉籍馆藏的重镇。据统计，莫斯科的馆藏机构包括：一是列图的东方文献中心，专门收藏刻本，有2000多部；二是列图的写本部，专门收藏稿抄本、舆图等，有400多部；三是远东所，主要收藏刻本有1000多部。圣彼得堡的馆藏机构包括：一是东方所，藏有中文古籍近6000部；二是圣大图，藏有2000多部；三是国图亚非文献部，收藏刻本5万卷，约计2500部；四是国图手稿部，藏有稿抄本360多部[23]。伊尔库茨克的馆藏机构：一是伊尔库茨克州立边疆博物馆，藏有3000余部中国古籍，其中包括279部满文古籍；二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图书馆，藏有20余部汉籍。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馆藏机构：一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中央图书馆，藏有3000余部汉籍；二是远东联邦大学图书馆，藏有100余部汉籍。在俄罗斯馆藏的中国古籍中，既有经史子集等经典文献，又有圣旨、地图、衙门文书、家谱、地方志等文献。其中不乏大量的珍品孤本古籍，如最为学界熟知的是《红楼梦》的列藏本等。总体而言，无论从馆藏数量上看，还是从馆藏古籍版本稀有程度看，俄罗斯在全球汉籍馆藏国家中是名列前茅的。

　　六、对俄罗斯汉学发展趋势的思考

　　第一，俄罗斯汉学既取得了显著成就，也面临一定的发展危机。当我们回顾俄罗斯汉学发展史，无不感叹它的学术成就，无论是王西里的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纲要》，还是龙果夫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汉语的第六种方言，或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与《中国通史》，都将载入世界汉学发展的史册，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清晰地看到俄罗斯汉学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危机。早在2015年，我国学者阎国栋就根据俄罗斯加布耶夫的调研与我国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主持的俄罗斯汉学家口述史资料，指出了俄罗斯汉学存在研究人员老化断代、科研管理体制僵化低效、国家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24]。此外，根据近几年的研究发现还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随着俄罗斯汉学研究人员的老化断代，优秀的学术传统的未来传承面临考验，正如马义德所言，“从王西里译《诗经》到阿列克谢耶夫译《聊斋志异》，再到谢列布里亚科夫译唐诗，再到我本人翻译的《琵琶记》，这种对中国经典翻译与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精神一直在延续，但是在最近几年有意愿沉下心来从事中国经典翻译与研究的青年学者越来越少，他们更愿意从事赚钱更快的工作”；二是汉学家在中国主题图书俄译方面贡献不足，根据2005—2014年数据统计，在俄罗斯出版市场中的中国主题图书译本共计612种，其中直接由中文翻译至俄文的图书共278种，约占45%，通过非中文（英、法、德、日等）翻译至俄文的图书共334种，占比高达55%[25]，以近年来世界畅销书———中国科幻小说《三体》在俄罗斯的翻译与传播为例，最早的《三体》译本是由英译本转译而来，译者格鲁什科娃（О. Глушкова）是英语译者而不是汉学家，参与《三体》三部曲部分审校工作的克里斯科伊（А. Крисской）为久居中国多年的中国通，同样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26]。可见，这种现象充分表明“俄罗斯汉学家在中国主题图书翻译的贡献与其汉学大国之名不符”的这一事实。

　　第二，俄罗斯的学术汉学与民间汉学并存，民间汉学力量异军突起，研究成果日益得到关注。在2007年北京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主题论坛上，俄罗斯汉学家马斯洛夫院士提出了“民间汉学”的观点，并提醒学界不要忽视这一现象。他指出，在国外，这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其中一些关于中国的小册子、生活用品等渐渐在西方国家街头流行起来，生活中打着汉文化烙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应该引起汉学家的重视。当然，汉学家可能认为“民间汉学”不能称为汉学，汉学家写的关于历史、文化的书才是真正的汉学，但是这样的书一般人是不读的，因为太复杂了。“民间汉学”的概念也许不恰当，但我们的确需要一种简单化的汉学。专业汉学家不能说：“我是伟大的科学家，这不关我的事。”[27]以65岁的俄罗斯民间汉学家魏德汉为例，他毕业于东方学院（今远东联邦大学）汉语系，不隶属于俄罗斯任何学术机构，多年来以自由译者身份从事中国文化经典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共计翻译与创作中国主题图书30余部，已出版的译著如《道德经》《庄子》《论语》《黄帝内经》等，专著如《茶道中的中国智慧》《易经中的中国智慧》《长寿之道中的中国智慧》《中国屋·住宅与风水》等，完成翻译但尚未整理出版的有《大学》《中庸》《孝经》《孙子兵法》等，其译著质量并不亚于所谓的学院派汉学家的译著，而且他的《长寿之道中的中国智慧》《中国屋·住宅与风水》等作品在俄罗斯读者群体中很受欢迎。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汉学的形态就一定是学院派汉学或者专业汉学吗”，尤其是当业余汉学家或民间汉学家的作品，无论在质量方面，还是在受欢迎度方面都超过学院派汉学家时，至少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接受这一群体，因为他们同样也在为中国文化在俄传播作出着巨大贡献。

　　七、结语

　　在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路径、认同程度及影响深度等问题变得愈发重要，而汉学研究恰恰是呈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线索与突破口，对俄罗斯汉学的研究价值也正在于此。从“俄罗斯汉学”进入高校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中可以看出，中国学界越来越重视俄罗斯汉学，一方面以此可服务于“他者”视角下的俄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研究，另一方面更是服务于中国文化在俄传播研究。通过对俄罗斯汉学基本特征的分析，期待为国内学界勾勒出俄罗斯汉学清晰的轮廓，并助力俄罗斯汉学研究在中国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