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第二次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中方机制主席孙春兰与南非机制成员单位负责人、南非艺术和文化部部长姆特特瓦签订了进一步加深中南人文交流备忘录。

中国与南非的人文交往历史悠久。根据两位南非华裔女作家叶慧芬与梁瑞来历时9年的考证（《肤色、困惑与承认——南非华人史》，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目前有证据可以明确证明的，首位抵达南非的中国人是1660年的万寿（Wancho），而从南非德班发掘出的中国瓷器，更让很多学者把中国人首次抵达南非的时间向前推至郑和下西洋时期。20世纪2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达特在《自然》杂志上刊文《南非文化冲击的历史传承》，提出在南非的原住民科伊桑人（又称布罗须人）的岩画中，频繁出现头戴斗笠的中国人形象，且当地的语言中出现了较为典型的汉语音调变化。在大航海时代的肇始阶段，尽管的确有不少证据证明中国和南非已经存在交流，但显然并不够充分。中国人真正开始关注南非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当时在南非发现了大量矿产资源，大批中国劳工被荷兰以及英国公司带到南非，成为“自由工人”。但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往往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再加上南非殖民当局长期奉行种族主义政策，中国人在南非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中国早期移民并没有停止与南非各族人民的交往，在早期布尔语（荷兰语在非洲的变体）中，存在一定的汉语特征，如同一个词的音调不同而表意不同、三身代词的汉语特征使用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在布尔语的形成过程中，受到多种语言的干扰，这其中就包括汉语。

根据费尔巴哈的思想，痛苦的生活更能催生文学的蔓延。《南非华人史》的作者之一梁瑞来认为，19世纪到南非的华人尽管生活困苦，但这种苦痛同时催生了文学传播，带来了一定的文学影响，譬如《三国演义》的影响，使得关羽的形象在南非具有一定知名度，得到南非本土人民的认可。1953年，南非国大党名宿沃尔特·西苏鲁访华期间，就谈及关羽在南非是反抗暴政、反抗种族压迫的正义象征。

而中国人之于南非文学也算是老朋友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共同的苦难经历和被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压迫、侵害的遭遇使得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南非文学带来的情感共鸣。上世纪20年代，胡愈之接连撰写《南非女文学家须林娜》《文明的曙光南非女文学家》《莫佛罗及其著作》刊登在1921年到1923年的《东方》杂志，可以说是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接触南非文学。胡愈之在译介中的笔触生动形象，引起了中国读者对南非人民深深的同情，也更激发了中国读者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严格意义上来说，莫佛罗（Thomas Mofolo）还算不得南非人，他出生于莱索托，但使用南方班图语（即塞索托语）写作，他的作品《沙卡》反映的正是南部非洲当地人民如何反抗白人殖民者，在当今大多数南非人看来，也算作南非文学的一部分。

现当代南非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碰撞可说是风云际会。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南非文学家纳丁·戈迪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起南非文学。总的来说，贯通整个南非文学史的要素可以概括为：种族主义压迫、和平反抗压迫，以及南非特有的地域书写。让中国学界产生强烈共鸣的是前两个要素。

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不同，南非的近现代文学表现出语种纷繁的特点，这一特点又展现出南非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反抗精神和意识。早在17世纪，荷兰殖民者就踏上南非土地并且开始殖民统治。荷兰殖民者带去了一部分西非和中北非的黑人奴隶，将他们和南非当地土著居民一同称作“有色人种”，进行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这个时期，南非得以传世的文学主要是以阿菲利加语（即荷兰语的非洲版本）撰写的作品，但事实上，早在荷兰殖民者到来之前，南非就已经诞生了以班图语系为主的口头文学，这些文学作品口口相传，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而且对人类学、考古学都是有力的佐证。然而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不断倾轧，这些口头文学大多已失传，有些语言甚至都已消失，例如西方殖民者到南非后，科伊人及其语言都已消失，如今在南非只流传着他们的寓言故事。殖民者开展殖民教育，建立了阿菲利加语学校，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南非就出现了路易斯·雷波特（C.Louis Leipoldt）和朗恩霍芬（Cornelis Jacobus Langenhoven）等白人诗人，早期白人诗人的关注点大多是当时如火如荼的英荷战争，表达对战争的不理解和憎恶、对和平宁静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这些诗歌在南非广泛传颂 ，成为植根南非民间的和平主义种子。然而，这些诗人并没有表现出对南非当地土著居民和黑人奴隶的关切，尽管雷波特的散文中透露出对于种族隔离制度的质疑，但总体来说，这段时期的阿菲利加语文学主题集中在殖民者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上。

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崛起后的大英帝国开始着手殖民南非，与早年的荷兰殖民者（称为波尔人）发生了激烈冲突。战争的惨烈程度催生了阿菲利加语文学迅速升温，尽管当地“有色人种”被文学作品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但他们被裹挟进战争却是不争的事实。战争的近代化水平使得还广泛处在原始社会的南非本土“有色人种”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明才可能达成民族独立。所以这一阶段的南非黑人文学主要以译介和重新讲述西方文学为主。例如梭托族诗人马洽卡（S.R.Marchaka）就用梭托语重述了荷兰诗人马尔兰特的骑士诗歌，在重述中，马洽卡将欧洲的骑士改成了非洲部落的勇士，在南北梭托族各部落都受到广泛喜爱。

相较而言，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也是以译介为主，翻译家严复和林纾都翻译了数量可观的西方文学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林纾并不认识外文，都是听人讲述然后改编而成的，与南非马洽卡翻译再加工的西方文学本地化操作流程异曲同工。

在殖民扩张甚嚣尘上的时代，南非和中国的本土文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学习、译介西方文学的道路，这也为两国文学在20世纪的交相辉映提供了人文基础。

20世纪中期后，中南两国文学都走到文学史的拐点，在南非，由于白人政府严酷的种族隔离政策和高压态势，很多黑人作家遭到打压，他们的声音一度无法传递。当时，南非政府推行阿菲利加语教育，反抗的文学家们便用英语书写，英语这一殖民者带来的语言，反而成为南非人民对抗压迫、争取自由的工具，充分展现了历史的吊诡。同时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文学也焕发出崭新色彩，反映新旧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品层出不穷，学者们也关注到南非文学这一充满生机的领域。《译文》杂志在上世纪50年代就翻译出版了南非早期英语作家奥利佛·施莱纳（Oliver Schreiner）的《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该作品在南非获得较大成功，引起钱锺书等中国学者的关注。其作品中的非洲特色景物和事件描写，打开了中国人认识非洲文学之门。英语书写确实更有效地向世界传播了南非文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纳丁·戈迪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南非白人独裁政权的倒台，南非文学逐渐走上世界文学舞台，也更加深入到中国读者心中。

戈迪默的小说《陌生人的世界》描写南非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羁绊和友情，主人公胡德自英国到南非后，看到贫富差距悬殊的两个世界同时存在于约翰内斯堡，两个世界的人互不交流，即便分工合作，也各自扎堆互不往来。小说探究了种族之间隔阂的成因，批判了种族隔离制度带给南非人民的苦难，因触怒了当时的南非当局而被长时间禁毁。她1966年出版的《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同样因为批判种族隔离而遭到长时间禁毁。尽管如此，戈迪默的文学天才和正义的笔触早已得到全世界的认同，这种认同催化了南非种族主义制度的崩溃。在中国，陆建德是较早关注到纳丁·戈迪默的国内学者之一，他译介了戈迪默多部反对种族主义和独裁政治的小说，除了前文所述《陌生人的世界》，还有诸如《星期五的足迹》《不是为了出版》等小说。作品的译介也引起当代中国作家的共鸣，阿乙曾多次提到戈迪默，称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思路受到了戈迪默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南非的种族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但戈迪默依然笔耕不辍地创作新作品。《新生》写作于2006年，2008年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中文版，在国内引起不小轰动。《新生》不再以种族问题为切入点，而是围绕罹患癌症的生态学家保罗的思考展开，充满了萨特学派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客观的说，戈迪默晚期的作品已近乎融入大英语文学体系之中，无限接近英美文学范畴。2012年出版的《更待何时》（No Time Like Present）尽管也聚焦南非政治，但用赵白生的话来说，这部小说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种转变一方面来源于南非政治格局的巨变，一方面也来源于戈迪默写作态度的转变。转变后的戈迪默同样受到中国文学界的关注。因为英美文学批评体系的培养，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更容易接受转变后的戈迪默，也尤为热衷对她后期作品进行品评。一些学者认为，戈迪默写作态度和关注视角的转变是因为南非文坛又崛起了一颗新星——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库切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最广被提及的是其作品《耻》。中国学者们从各个角度深入挖掘和解读该作品，有的从后殖民角度理解，有的从心理分析入手，还有的从动物视角切入。小说被认为描述了南非后种族主义时代的社会问题和状况。中国学者的共鸣或许来自于中国也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南非摆脱种族主义。但之后，南非人民在崭新道路上也遇到不少问题，这是历史必然，并非不可解决，而应该正视。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和成绩，同时，也遇到一系列问题，敢于正视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才能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继往开来。

库切的小说，就是对后种族主义时代各类问题的一种正视，尽管小说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或解决思路，但发现问题、正视问题的社会担当已足以让库切成为南非文学史上的大家。近年来，在针对库切小说的批评中，一些西方学者过分夸大小说中反映的南非民族独立以来的问题，甚至对比白人独裁统治时期和南非民族独立后的国家状况，提出颠倒黑白的言论，认为库切的小说说明了南非的民族独立并不能给南非人民带来幸福生活。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对此予以了回击。民族解放之路不单单对于南非而言是正确的，对于整个人类而言都是正确的。戈迪默和库切反映南非民族解放后的社会问题，并不是否定民族解放，而是在正视眼前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由此，学者蒋晖就提出，中国学者研究非洲文学要有自己的方法和范式，不能拘泥于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更不能过多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在《载道还是西化：中国应有怎样的非洲文学》一文中，蒋晖以库切的《福》为例，运用后殖民理论分析文本，提出西方研究南非文学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基于自身研究南非文学的可行性。相同的历史境遇和经济背景，让南非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交流与互读有了更加新颖的前景。

2017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刘延东访问南非，与南非相关负责人一起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为中国和南非的文学交流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活动平台。自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立以来，南非的中国文学热开始遍布开来。

中国与南非的文学互动交流仍有很大的深化空间。自1989年刘新粦撰写《南非英语文学初探》以来，中国学者的目光大多集中在南非英语文学上，对阿菲利加语和祖鲁语的文学作品鲜有涉及，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其次，中国对于南非文学的了解还多集中于学术层面，译著都集中在如库切、莫塔等学术型作家的作品上，未来或可更多引进出版南非不同种类的文学作品，让两国人民通过文学作品而实现价值互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实施，中国文学未来还要更加深入南非，取得南非读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