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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Poppy Toland获人民文学奖·翻译家奖
2018年12月12日，“弄潮杯”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杭州市江干区举行，多次在Pathlight杂志发表翻译作品的英国译者Poppy Toland获得“翻译家奖”。
人民文学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谡，以刊载于《人民文学》杂志上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为主要评选对象。1986年首次评奖，2003年冠名为“茅台杯”，2007年将长篇小说纳入评奖范围，2010年增设非虚构作品奖，2013年增设翻译家奖。2018年人民文学奖冠名“弄潮杯”，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浙江省作家协会、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江干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下设十个文学奖项。今年的翻译家奖花落奥地利译者维马丁与英国译者Poppy Toland（陶丽萍）。
Poppy Toland，自由译者，现生活在伦敦。她曾在利兹大学学习中文，并在北京生活过四年。在北京期间，她是《Time Out 北京》杂志的编辑，也是BBC《美丽中国》系列纪录片的田野调查协调员。她的翻译作品包括：格非中篇小说《褐色鸟群》、路内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迟子建长篇小说《晚安，玫瑰》、唐七公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另有短篇阿乙《两生》、毕飞宇《家事》、郝景芳《最后一个勇敢的人》等。
Read Paper Republic第四季中颜歌《平乐事》也由Poppy Toland翻译。
Pathlight《路灯》杂志，由《人民文学》杂志创立于2011年，Paper Republic 网站主创人员Eric Abrahamsen、Canaan Morse、Dave Haysom先后担任编辑职务。前任编辑还包括Alice Liu Xin、Karmia Outlude、Eleanor Goodman。现任编辑总监Eric Abrahamsen、执行主编Jeremy Tiang。
作为文学译者，Poppy Toland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作者的情绪和氛围营造的用意，同时，她还擅长在细微的翻译用词中注入对整体故事的思考，因此她的译笔自然流畅，且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魅力与深度。她为《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翻译的作品，颇受专家与读者的瞩目与赞誉。
得知我荣获人民文学翻译奖的消息，我倍感惊喜。我十分感谢《人民文学》杂志将这一奖项颁发给我，能获此荣誉，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我也特别感谢Pathlight给了我翻译中国文学的最初机会。
在英国利兹大学中文系学习时，李茹茹教授带我们走近了中国文学。在她的引导鼓励下，我接触到了许多中国作家。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不但学习到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国情，更感受到了中国的人情、风俗与文化。
从利兹大学毕业后，我就移居去了北京。在首都的四年，我从事过不同的工作，包括担任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的行政助理，《乐》杂志的编辑，英国广播公司自然纪录片《美丽中国》的田野调查协调员；我还曾在公司宣讲回收打印机墨盒的重要性，写过关于参加假日减肥营地的肥胖儿童的文章，还曾去安徽做有关刺猬的研究…… 在北京的生活丰富多彩，可惜那时我并没有全面投入到中国文学中去。
恰恰是在我回到英国后，我开始重新认真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将此当成与中国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2012年，我正式开始和Pathlight合作。迄今为止，受Pathlight所托，我已翻译了八篇短篇小说。 除此之外，我还为Amazon Crossing和Penguin分别翻译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两部中篇小说。我翻译的作家包括：格非、迟子建、毕飞宇、阿乙、颜歌、路内等。我十分感谢Pathlight 为我打开翻译中国文学的大门，并且不断给我提升自己文学修养和翻译技能的机会。一路走来，我竟有幸接触到这么多富有天赋的中国作家和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让我更加热爱文学翻译事业。我很荣幸能和《人民文学》杂志长期合作。也期盼我们的合作能持续下去，让我继续为中国文学在英语国家的推广贡献微薄之力。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好朋友，刘长菁。她在英国Bangor大学攻读翻译学博士学位，她深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文学翻译有极大热情。她与我探讨翻译方法，帮助我理解中文原著，耐心解答我的疑惑，为我的翻译工作提供了莫大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我想说，翻译是一项孤独、艰辛的事业。但有了好文学、好作家、好同事、好朋友，就值得我在翻译的路上走得更远。（by纸托帮微信公众账号）
#文化热点#500余位学者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由中宣部支持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以下简称《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第二批图书近日正式出版，包括《左传》《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传习录》等5种。
“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学术、面向大众”是《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的既定目标。项目自2016年正式启动以来，计划用5～10年时间，梳理传统文化经典传承发展脉络与体系，以当代眼光和时代价值树立新时代经典之标准，遴选100种书目。所选图书上起先秦，下至辛亥革命，包括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技等领域的重要典籍。
《百部经典》编纂办公室主任张洁介绍，书目广泛征求项目顾问与相关领域专家的建议，希望能集思广益，编委们也在审慎研究，完善书目。
《百部经典》采取导读、原典、注释、点评相结合的编纂体例。项目成立以袁行霈为主任委员的编纂委员会，聘请叶嘉莹、李学勤、楼宇烈、陈鼓应等19位大家担任顾问。每一部书稿力邀相关领域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担任解读人；初稿提交后，还要邀请由2～3位专家组成的审订组，对书稿进行审订；审订通过，才能提交出版社进入编辑流程。袁行霈曾表示，《百部经典》的编纂工作将汇聚全国思想界、文化界5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2017年9月底，《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管子》《孙子兵法》《史记》等10种《百部经典》首批图书出版。首批图书出版后，袁行霈号召编委们“回头看”。他表示，首批图书虽然得到社会各界好评，但距离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有改进空间。
为此，编纂办公室落实编委会决议，策划召开既定书目中已确定解读人的科技类典籍编纂工作会议、先秦两汉诸子类典籍编纂工作会议和宗教类典籍编纂工作会议等分主题编纂工作会议，为编委、解读人、审订人搭建交流平台，共同探讨类似主题典籍编纂工作的特点难点，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以便解读人顺利撰稿。
编纂项目注重调动全国各界的优秀力量参与其中。如果说首批图书的解读人以北京的专家学者为主，那第二批图书就体现出参与学者地域范围之广。《左传》解读人郭丹、《墨子》解读人姜宝昌、《韩非子》解读人张觉、《吕氏春秋》解读人张双棣、《传习录》解读人吴震，分别来自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而审订专家则是来自全国各地。
编委、首批图书《孟子》解读人梁涛表示，十几位专家学者为一本著作一次次开会研讨，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是第一次。编纂办公室赴山东和《墨子》解读人姜宝昌沟通修订事宜时，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负责人表示，山东大学将全力支持编纂项目，希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让本校更多优秀的文史学科研究力量参与其中。
2018年，编纂项目共收到书稿23部，是2017年收稿数量的近两倍，此次出版其中5部；其他已收书稿及正在撰写的书稿，将于2019年陆续审订出版，与读者见面。（by中国青年报）
#电影#硬核科幻电影元年，真的到来了吗？
2019年春节档的最大赢家是两部科幻片。《流浪地球》从关乎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出发，掀起一股硬核科幻观影热潮，《疯狂的外星人》则对外星人题材进行了成功的本土嫁接，让国产科幻电影更接地气。两部科幻类型电影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占据了最黄金的春节档的榜首和榜眼。有人不禁据此得出结论：2019年是中国硬核科幻电影元年。
中国硬核科幻电影元年，真的到来了吗？
“《流浪地球》的横空出世是一个里程碑，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的新时代”
“《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升级换代，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一个标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复兴的缩影。”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科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类型会不会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需要观察。”
中国科幻走过起起落落的历程
“如果说《疯狂的外星人》是技艺纯熟的手艺人在庙会里表演好戏，得心应手；那么《流浪地球》是闭关修炼的大侠终于出山建功，惊动世人。” 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贾立元说，“两大贺岁科幻大片一正一谐，新年双星闪耀，让我这样的科幻迷感到很振奋。”
宏大的科幻梦，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学艺术土壤中。贾立元介绍道，从上世纪初梁启超、鲁迅、吴趼人等文化精英引进、创作科幻小说开始，中国科幻创作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期间经历了几次沉浮。
80年前，中国第一部本土科幻电影《六十年后上海滩》上映，一时风靡全国。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内电影市场开始没落。直到上世纪80年代，《小灵通漫游未来》《飞向人马座》《珊瑚岛上的死光》等优秀科幻作品涌现，中国科幻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
《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姚海军说，自1979年《科幻世界》创刊以来，到后来刘慈欣《三体》系列出版之前，中国科幻一直处于杂志阶段，科幻作家们围绕一本或者多本杂志生存，这一时期科幻作品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在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是科幻迷们公认的“四大天王”，其中曾获得幻想小说界的“奥斯卡”——星云奖的刘慈欣更是因为《三体》而闻名中外。《三体》系列的出版也标志着中国科幻进入畅销书时代，科幻的影响力不再仅限于自身的小圈子，而是成为社会话题，开始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据介绍，《三体》图书创造的产值已经过亿。
贾立元说，刘慈欣的“一己之力”背后，其实是中国作家在学习、借鉴外国优秀科幻作品的基础上，从本民族的经验和冲动出发，去探索人类未来图景的长久努力。他认为，“刘慈欣应该被看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科幻艺术的阶段性集大成者”。
尽管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但优秀科幻影视作品却一直被好莱坞“霸屏”。中国为什么拍不出好的科幻片？
美国查普曼大学道奇电影学院研究生、资深科幻迷李忠泽认为，国内电影制作团队缺乏高超的视效技术基因、国内观众缺乏科幻片观影的传统，可能是国产科幻片停滞多年的原因。在他看来，《流浪地球》的出现，才算真正给科幻迷们交出了第一份满意的答卷。
“《流浪地球》的横空出世是一个里程碑，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的新时代。”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说。而对李忠泽等资深科幻迷来说，他们一方面为科幻不再是小众市场，能够被更多人所理解和热爱而由衷高兴，另一方面也希望这片广袤的精神家园不会被过度商业化，从而失去科幻的底色，“工业和市场都需要成长的过程，希望能一步一个脚印，不要毁掉中国科幻IP”。
为什么说国产科幻电影的成功是水到渠成
截至2月18日，《流浪地球》在国内取得38.89亿元票房，在北美澳新，它也创下了近年来华语电影海外开画的最高票房纪录。2月5日至10日，《流浪地球》北美澳新票房达263万美元。它的成功给了国产硬核科幻电影市场强大的信心。“在未来世界里有中国的元素，无疑对国家形象有很重要的提升。过去我们习惯了好莱坞式的西方英雄拯救世界模式，一直怀疑中国导演拍出的科幻片能不能被中国电影观众所接受。”姚海军说，“这个怀疑现在被打破了。”
《流浪地球》出品方之一、中影股份董事长喇培康对此表示赞同：“影片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科幻的大背景下充分展现了中国的文化内核、中国式的家国情怀。大银幕上第一次表现以中国人为代表，带领全人类共同征服地球和世界的故事，而不再是外国人拯救全人类。”
中国元素的情感内核使得国产科幻影片拥有了独树一帜的可能性，而科技水平的日益提高也提升了我们的科幻想象力和将想象转化为现实作品的能力。拍摄科幻题材电影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制作水平，每一个专业环节的有效保障，是科幻类型影片成功的前提。因此，不少影视业内人士认为，《流浪地球》的成功不仅仅是电影艺术的成功，更是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一次飞跃。中国电影工业化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迎头追赶，《流浪地球》作为中国电影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之作，在制作上为中国电影界树立起了标杆。
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说，《流浪地球》的出现是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耕文明转型实现科技文明、信息文明，世界级的现代化中国科幻文学提供基础和保障以及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完善、特效技术升级这三大元素都具备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升级换代，从大国走向强国的一个标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复兴的缩影。”
正像影片中地球在抵达新家园的路上一样，国产硬核科幻片也在大步迈向新境界的路上。国家电影局副巡视员陆亮说，《流浪地球》对中国科幻类型电影有重要的意义，“某种意义上来说，2019年是真正的国产科幻片元年。《流浪地球》同时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是我们对科幻类型的成功探索。”
“早在1968年，美国导演库布里克就为科幻电影领域贡献了《2001：太空漫游》这样的经典之作，国产科幻电影要走的路还很漫长。”贾立元说。在姚海军看来，“硬核科幻电影元年”的提法比较新鲜，但是否合适还不太确定。除了要有科幻片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也需要这之后源源不断地涌现这一类型的作品，使得科幻片类型持续繁荣。“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科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说，“但这个类型会不会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需要观察。”
年轻人崛起是硬核科幻市场的希望？
科幻作品素有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高科技元素较浓厚的硬科幻是时下国内较为流行的，备受赞誉的《流浪地球》也是由硬核科幻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科幻文学“四大天王”中，刘慈欣、王晋康、何夕三位都是以写硬科幻为主的。近年来，科幻文学领域涌现出的江波、陈楸帆、修新羽等知名青年作家，也更热衷于创作硬科幻作品。修新羽曾凭借科幻小说《告别亚当》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腾讯等单位颁发的“水滴奖”短篇小说一等奖，尽管是一名文科生，她的科幻视角并不集中于那些老生常谈的“载人飞船”“智能AI”“星际移民”，而是分散于那些具体而微的科研进展，展现出极强的哲学思辨和科学素养。
修新羽表示，相对于“硬核”科幻，现在更提倡的是“核心”科幻的概念，即全部内容应当尊重科幻的某个核心设定并围绕此展开，而不是仅靠一些名词和数据堆积。理科生出身的李忠泽也认为“科学理论是科幻想象的基础，而科幻想象也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展望，二者是相互成就的”。
硬核科幻文学的蓬勃发展给予了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但也给影视化呈现增加了难度。“硬科幻普遍场面非常宏大，对特技的要求非常高，里面涉及一个科学的设定以及对未来的想象，是比较难以转化成画面的。”姚海军认为，想要实现科幻作品的影视转化，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撑，还需要国内一些有勇气、敢于“吃螃蟹”的艺术家们去探索。他呼吁，应允许年轻人做更多的尝试，更自由地去想象和创作。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陆红实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导演的崛起和观念的演进，他们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作特质，一是更接地气，对时代和生活的新变化更加敏感，二是在美学上有站在前沿面向未来的气质。”郭帆、刘慈欣等人才的出现，也是中国制造业、科技事业多年发展和积累，靠工业文明堆积起来的结果，他们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成长，也有了更宏伟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国产硬核科幻电影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年轻创作者源源不断的供给，更植根于新一代观众日益增长的观影需求。“国民的科学素养发展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接受科幻作品，这很重要。”姚海军表示，“这跟我们的教育息息相关，高素质人群才能接受科幻这种文学艺术的形式。”
在李忠泽、修新羽等看来，并不一定要将科幻迷单独列为一个目标观众群体，科幻的门槛也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高不可攀，“任何享受思考乐趣、能被人性打动的人都可以喜欢科幻”。作为观影主力军的“80后”“90后”“00后”，由于受到更具科技感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对虚拟世界有了更全方面的体认，对宇宙万物有了更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因而对科幻影视作品的接受程度也普遍提高。
据喇培康介绍，中影股份计划今年还将有两部量级跟《流浪地球》差不多的科幻电影公映，一部是写中国人破解来自月球的神秘信息，拯救地球的《希望岛》，另一部是写在上海即将沉没之际，一群热血青年反抗外星侵略者的《上海堡垒》。
姚海军介绍，虽然硬科幻作品实现影视转化很不容易，也许因为刘慈欣及其作品的带动效应，目前国内影视公司对硬科幻作品非常感兴趣，江波、陈梓君等的作品版权都已经转让给影视公司进行开发。“影视公司感兴趣的都是想象力比较丰富、技术功底比较扎实的作品。”他表示，科幻书籍和电影是相互作用的，科幻要靠畅销书或者影视作品来提升类型的社会影响，吸纳更多优秀的人才进来；杂志要不断培养新人，为这个领域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每个环节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这些环节都齐全了，才能说中国科幻很健康，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姚海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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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