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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瓜

  #名家诞辰#纪念老舍诞辰120周年:于阡陌野径开辟文学新境

  2月3日是我国著名作家老舍诞辰120周年的日子。研究过老舍的人,都觉出其与同代人不同的特殊性,可谓是不可重复的作家。其作品的生动和丰富,不仅令文学史家也令社会学家着迷。那些刻在旧影里的对老北京生活的描写,连带出无数朴素而美的灵光,不仅还原古城的声音、色彩,也显出众多生命景观,成为中国人精神印记的一部分。

  根系百姓 写活世态

  无论生活发生多大变化,地位有了怎样迁移,老舍从不忘记的是自己的出身。古城的天空广而大,他内心的爱却始终在百姓那里。梁实秋等人写北京的吃住,往往是带着书斋里的雅致,欣赏着古都。老舍属于胡同里的一员,一切生命似乎都与自己有关,哀于斯而又歌于斯,血管里流着黎民百姓的温度。他的小说与散文很少写皇宫、王府、皇家遗迹,而是心系城边的花草、四合院的老树、胡同的吆喝声,关注民间艺人、土屋、老墙根,在日常生活里看寒来暑往、生生死死。北京城向来是醒目的文学符号,自从有了老舍,百姓成了这里的主角,一唱就是近百年。

  老舍于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命运中,看出人间的底色和存在的冷暖,于曲折故事与纷繁人影里,折射出深刻人性。这一切,都以写实笔法完成。《月牙儿》刻画女子的际遇,《骆驼祥子》写出拉洋车的苦路,《鼓书艺人》点染流浪者的悲哀,后来的《茶馆》《正红旗下》日趋大气,有了时代景观的深远透视,背后是深切的精神关怀。因为是贴着百姓的心写作,环境、语气、神色,都活了起来。风景的逼真,人物的立体,画出世态一角,也像一幅长卷飘散着人间的烟火,老北京风俗最动人的部分就这样留存下来。

  老舍写百姓的生活是沉浸其间的,但有时候又能跳出来,对市民气与胡同里的烟云冷静观之,发现内在的问题。所以,一面是对于弱小者的慨叹,一面是鲁迅式的冷思和批判。这样就增加了思想的含金量。但他的思想不是概念式的,而是隐含在细节与结构中,且经历长久的内心咀嚼。

  萃取民间 推陈出新

  老舍评价文人品格,看重本色的存在。他礼赞鲁迅,就因为其思想里有对大众的关爱,他佩服老友罗常培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其学术有民间文学的背景,在文化研究中不低估谣俗的价值。他认为好的作家是有自己的本色的,比如巴金小说里纯洁的青年,他就喜欢,那里有青春的美好记忆。

  而要认识老舍的本色,齐白石的存在当是一个参照。汪曾祺回忆老舍的时候,说到这位京味儿作家对于齐白石的喜爱,注意到二者气质上的联系,这是重要的,而且涉及艺术根本的问题。这两个人在创作上独步艺坛的原因,大概就有底色的相近性,他们都于民间资源里找到属于自己、也属于民族的艺术表达方式。

  回望我们的艺术史,士大夫笔墨长期占据主要地位,在思维习惯与审美习惯上形成定式。五四新文化运动颠覆了这一传统,山野的气息来了,民间的声音多了,精神也溢出儒家的陈旧框子,飘出鲜活气息。像《骆驼祥子》在文坛的出现,就与传统文人遗绪没有什么关系,走的完全是一条新路。老舍与齐白石一样,远离台阁间的艺术,于阡陌野径里,拓出新的园地。那些被漠视的、细小的、司空见惯的存在,经由其笔,都获得多样的内涵。平淡背后,幽思散出;跌宕之中,爱意种种。在谣俗的美质中能够自成化境,不是人人能够做到的。

  走新路的过程,也是重新寻找精神参照的过程。一是不再简单拟古,被象牙塔的文字所牵引,而是从旧习中走出,赋予语言以新意;二是向百姓学习,向民间艺术求宝,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成为凝视的对象。他发现鼓词、相声、评书、琴书等曲艺形式有不少智慧,民间艺人世界暗藏有生命力的东西。自己也尝试以这些方式表达对生活的认识。抗战时期,他写了大量曲艺作品,《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一文说到他一个不断重复的观点:“把旧的一套先学会,然后才能推陈出新。无论是旧戏,还是鼓词,虽然都是陈旧的东西,可是它们也还都活着。我们来写,就是要给这些活着的东西一些新的血液,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对抗战发生作用……使新旧谐调,无论从字汇上,还是技巧上,都不显出挂着辫子而戴大礼帽的蠢样子。”

  这句话显示其审美本色。学习旧的,却不被其所囿,能够输进新鲜血液。他知道,推陈出新,方有艺术的突围。我们看他在《龙须沟》《茶馆》等作品里,充分运用戏曲元素,将之与西方话剧形式糅在一起,遂有了中国气派。老舍的这些经验,对于今人是不小的启示。京味儿小说要超越老舍,没有这样向各种民间文化学习的经验,恐怕总不会有大的成就。

  融贯中西 熔炼古今

  老舍说自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自己后来的道路。新文化运动打破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有了另一种表达的出现。但《新青年》周围的作家,多少还是有文人气的,使用的语言还是书面语为多。除了鲁迅对故土方言有所借用外,一般新作家对于士大夫之外的词语并不敏感。老舍出现在文坛的时候,不太顾及作家的流行语,一出手就是新的韵致,旧的表达不仅被渐渐扬弃,连新文学作家普遍使用的语言也被抑制了。

  那时候文坛风行的语言有多种,受翻译影响的新词语在作家那里比比皆是。北京一些学人的辞章还不免多一些绅士的影子,文章背后是浓浓的书斋气。老舍虽然既谙熟桐城派的辞章之路,也懂得英语,且有在域外任教经历,但绅士腔与士大夫腔均无,所运用的话语方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来。他从俗语中建立新的美文的样式,看似大众口语,背后却有文言文的气韵。这种转换使辞章有了灵动之感。《正红旗下》写旧时光里的人与物,都是老百姓的感觉,土语里有美的韵致,选词用句颇为精心。句子与句子起伏多样,峰回路转间,妙趣横生。《正红旗下》让人想起《红楼梦》的气象,不是没有道理。

  老舍的作品以地域性而诱人,其实背后有很开阔的时空,是个有国际眼光的人物。有创见的作家,能够自如出入自己的园地。他常常以百姓眼光勾勒历史,也能从非故土的角度重返记忆。在漂泊异域时发现故土,又在故土认识世界。典型的例子是《二马》的写作,在英国创作的这部作品,有伦敦、巴黎几座城市的参照,北京城深层的意味就出来了。没有这种越境式的思考,审美的立体感无法建立起来。而在美国写《四世同堂》的时候,参照增多,结构中有西方小说的元素。土中有洋,洋中见土,气象也自然不同于一般的作家。

  在《写与读》里,老舍说自己喜欢古希腊的悲剧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作品,对于康拉德与莫泊桑也颇多认同。“各派的小说,我都看到了一点,我有时候很想仿制。可是,由多读的关系,我知道模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看吧,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他在自己的写作里,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弥漫于纸上的是无尽慈悲。

  应当说,老舍给我们留下重要遗产,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新文学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也发展了地域文学的特色。世界性与本土性,写实性与超俗性,是差异性的元素,但在他那里却被调试成一体性的存在。因为根留在民众之中,阅世深而不世故,读人多而非木然,且以智慧的目光观万物之化,便获得一种独特品质。历史上,世俗主义很容易滑入庸俗主义之路,但老舍终止了这种滑落,他在大众世界播撒爱意的种子,并把那温情也献给寻路的人们。想到先生一生的非凡劳作,我们对于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by人民日报)

2019-01-29 10: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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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兽胡

  科幻作家刘慈欣:将目光投向无垠宇宙

  他是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获得者,被称为将中国科幻文学推向新高度的人。

  他对中国科幻的未来充满信心。国力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影视市场的扩大,都赋予了中国科幻早日实现繁荣发展的可能。

  所有人都叫他大刘,不管跟他熟不熟,他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呼。而他更为人熟知的,是凭借《三体》获得了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雨果奖,被人们看作将中国科幻文学推向新高度的人。

  他始终低调、谦和,一如人们惯常想象中的“理工男”,但一聊起与科幻有关的问题就变得很健谈。谈及多年来创作的经验,他说自己只是一个科幻文学爱好者,乐于与大家分享自己想象中的世界。

  中国科幻作品会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位置

  有人说,2019年的中国电影春节档是属于刘慈欣的。大年初一,将有两部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登上大银幕,一部是由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流浪地球》,另一部是由他的小说《乡村教师》改编的《疯狂的外星人》。

  《流浪地球》讲述了一个带着地球逃离太阳系的故事。看完电影,刘慈欣给出了挺高的评价:“从《流浪地球》开始,中国科幻电影正式启航了。”他说,以前中国的科幻片成本较低,构想相对简单,影响力也有限。而《流浪地球》是第一部工业级别的大片,为中国未来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

  科幻电影是世界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类型,但这么多年来,我国一直没有出现有代表性的科幻片。刘慈欣认为,这与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一定关系,“比如《流浪地球》里中国人拯救了世界,这在以前的国产电影视角里从未出现。”他说,这种剧情,只会发生在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在中国迅速崛起背景之下。

  对于中国科幻影视的前景,他很乐观。“科幻影视作品面对着巨大的市场和观众群,不用说世界上,单单国内的市场就相当大。”刘慈欣认为,中国科幻影视迟早会迎来繁荣期,并且在世界上也会有自己的位置,“作为科幻小说家,我们要做的就是为科幻影视作品提供最基础的文学想象。”

  国力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影视市场的扩大,赋予了中国科幻影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繁荣发展的可能。“美国科幻大片曾经创造了很辉煌的历史,但是近年来在流水线生产中渐渐失去了活力,迟早会让中国观众厌倦,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刘慈欣说,把握住机会并不容易,“首先特效必须和好莱坞一样,甚至超过它,其次得有精良的、能打动人的故事。”

  优秀的科幻作品能启迪人们的想象力、拓展认知边界

  对于中国的科幻文学,刘慈欣却心存忧虑。他认为,虽然中国科幻文学有多种多样的风格,然而读者量小、作家群体小、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少。刘慈欣坦言,“中国作协有1万名会员,长期写作、有一定影响力的科幻作家只有二三十位,一本科幻小说卖出一万册、五万册就很不错了。”他勉励写科幻的年轻作家,要写出好作品,功夫应在技巧之外,“不要只看到周围的琐碎,视野要广阔。”

  近年来科技的飞速发展,让公众更多地对未知世界产生兴趣,也在推动着科幻文学中科学和人类关系的调整。刘慈欣认为,最初的科幻作品中,新的科学和技术都是正面的形象,可发展到现在,却变得越来越负面。“但我觉得在中国的科幻小说里面,科学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能给我们带来光明的形象。从长远的未来看,人类要想生存下去,人类文明要想繁衍下去,都不能离开科学。”刘慈欣说。

  中国的科幻文学、科幻电影怎样才能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文化基因更好地融入其中,更好地向世界展现?刘慈欣认为,中国的科幻文学要表现自己的文明和文化的背景,优秀的科幻作品将启迪人们的想象力,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并拓展认知边界。

  “中国文化对宇宙的看法与西方不大相同,西方的科幻文学有浓重的宗教文化背景,而中国文化对宇宙的看法更多是天人合一。另外,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式,比如中庸之道,也在科幻文学中有所体现。以前提到中国人的情感文化里有小家意识,强调一亩三分地,但在科幻作品中,我们更需要把中国人的情感放大到广阔的太空背景下。”刘慈欣感慨。(by人民日报)

2019-01-29 10: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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