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 | 翻译,是一种遇见的美好

2020-03-03 消息来源:国际出版周报采访

翻译,是一种遇见的美好

翻译

具有创造性,创造性在于“我”与“他者”的相遇能够丰富自身,在于通过引入国外的新作品、新思想,使本国的作品创作得以丰富,在于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能够激发译者自身的创造性基因,并让这些基因成长为一种新生命。


我们特别邀请到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和我们分享她与文学翻译“相遇”的故事。

黄荭


问: 您是如何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并把它作为您终身的事业? 您在翻译工作中是否遇到过令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黄荭:从大四决定读研开始,我就和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开始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老师让译什么就译什么,文学类、社科类、学术论文类、百科辞典类,等等。


很多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翻译也一样,的确是实践出真知。翻译得越多,遇到的困难越复杂,挑战越大,琢磨得就越透彻,积累的经验、尝试的技巧也越多。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翻译20余年,出版四五十本译作,最根本也最朴素的原因就是热爱。


热爱文学,热爱文学翻译,热爱和文字“耳鬓厮磨”,热爱安静从容又内心丰盈的日子。


没有翻译,一辈子就是一生一世,而有了翻译,经由文字走进了别的风景,别的精神世界,别的美丽与哀愁,仿佛半辈子就已经是三生三世。


翻译固然是一件寂寞的事情,但是翻译活动却促成了很多的“遇见”。


遇见是我对待文学、对待人生一贯的态度,是一种你来我往,一种在路上的心情和期许。


文学翻译这个行业虽然孤独,但是在孤独中却可以伸出很多触角,接触到不同的领域,和各种人建立联系。

 

比如1997年的暑假,我因为翻译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外面的世界II》一书,对她和她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研究杜拉斯。



在之后的20年中,我完成了关于她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写作,得到了几个科研项目,出了两本关于她的书,翻译了四五本传记访谈和研究文集,遇见了许多杜拉斯的研究者和读者。


这些年的工作中,我印象最深的是2014 年杜拉斯百年诞辰,当时国内外都纷纷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


4月,我和几个朋友在南京的“作家吧”举办了一场“杜拉斯之季———杜拉斯作品朗诵会”活动。没料到海报发布出去后,报名参加活动的人太多,由于场地狭小,我们只好限定人数,“非请莫入”。


最终确定的活动人员名单中,仅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和主持人就有七八个, 知名画家、编剧、导演、摄影师和诗人,甚至服装设计师都在此列。


跨界,和杜拉斯的作品一样,在文本- 戏剧-电影-音乐中穿梭,纷繁琐碎。大时代和小生活,午后两点,一切都在法国格调酒吧的昏黄灯光中沉淀下来,有了一种岁月的味道。


那年夏天,我还参加了在法国下诺曼底城堡Cerisy文化中心举办的杜拉斯国际学术研讨会。


因为是百年诞辰,参会人数史无前例,82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齐聚在这座17世纪的城堡里,敲钟吃饭,敲钟开会,敲钟听朗诵看电影,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翻译,是一种遇见的美好。


问: 您认为翻译工作的难点是什么?

 

黄荭:翻译工作最难的是让自己满意,这不仅是一个技巧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


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曾说,Comment faut-il traduire?(应该怎么译)是翻译伦理,而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则更进一步,认为翻译伦理问题首先是Faut-il traduire?(是否应该翻译)。


这让我想起孔子在《论语·义利(下)》说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是谓君子之为与不为之道也。


”后来孟子有进一步阐释:“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译者亦然, 好的译者有所译有所不译。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好书那么多,要译什么,有没有时间译,如何去译,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梁宗岱说一件艺术品是“想做”“能做”和“应做”之间一种深切的契合。这句话放在翻译实践上也是非常中肯的衡量标准。


之所以“想做”,是因为原文本吸引你,它跟你是契合的、有共鸣的。但有时候想做的不一定是你力所能及的,有些文本很美,但真正操刀去翻译却水平不够、力不从心。


所以翻译之前要判断这个翻译工作是不是你“想做”并且“能做”的,不能做就诚实地表示自己完成不了,要有负责严谨的态度。


“应做”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是站在本国的文化立场上去选择、去“拿来”,作为“译国译民”的一份子,去译介引进益国益民的作品。


问:中文和法文中都有一些词汇是对方语言不能直接翻译的,对于这些晦涩的词汇,您在翻译中是如何做到准确达意的?

 

黄荭: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多查,多请教,绝不能主观臆断想当然。


如果翻译当代作家的作品,并且这个作家恰好很热心,一些理解方面的问题便可以直接向作家咨询。但作家的回答也不可尽信,因为作者(不同时期的)意图和文本意图有时候并不完全重合,译者也需要作甄别和调整。


如果是文化和其他语言方面的问题,求助身边其他语种的译者或到网上发一个“英雄帖”,都会有各路高手热心解答。


记得在翻译《写给杜拉斯的信》时我遇到了一个小问题,书中一所女子学校的名字为“Truong Tieu Hoc Trung Vuong”,原文是音译过来的越南语。


我在微博上发帖求助,不出几个小时就得到正解:这所学校名为“征王小学”,以此纪念巾帼英雄“贰(二)征夫人”。


“三人行必有我师”,万能的互联网上必有“蜘蛛侠”。


问: 结合您对外交流以及翻译经历,对于年轻的法语翻译您有哪些建议或经验分享?

 

黄荭: 想和年轻译者分享翻译家王永年的翻译经验,他说得十分朴实,但翻译恰恰需要的就是这种平平淡淡的坚持:

 

我就是每天翻译一点,定时定量,并不累的。一点一点啃的话是不累的,一下子啃的东西太大是不行的。你把它拆散了。处理问题也是这样的,烦得不得了的话,就先把它剖开来,分成几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把它吃掉就不累了。

另外,一个好的文学译者,一定是两条腿走路的,外语母语都要好。


作家毕飞宇在接受《中华读书报》的采访时曾说过:“我可以很武断地说,现在很多翻译家外语越来越好, 中文越来越差。我不懂外语,可是,有时候我能从小说自身的逻辑判断出哪里译错了。你说,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老话,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一个翻译家如果丧失了母语的写作能力,外语再好也没有用。”


这是值得译者思考的问题,有时候翻译不到位,不是外文理解不够精准, 而是中文表达不够传神。


问: 在您看来,“中法译者工作坊”此种形式对于培养翻译人才有着怎样的优势? 除此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优秀的、能使译者获得实际收获的形式?

 

黄荭“中法译者工作坊”是一个培养优秀年轻译者的、非常有效的模式。工作坊的规模小而精, 每次都由3位中文译者和3位法文译者组成


6位年轻译者都是经过严格挑选选出,不仅具备极佳的中法文水平,而且非常难能可贵的是都热爱文学翻译, 有耐性也有悟性。


在工作坊的培训学习中,经过老师们的经验传授和点拨,6位学员能够很快成长起来,成为新生代的优秀译者。


“中法译者工作坊” 在培养翻译人才方面的优势, 我认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导师们潜移默化的“传-帮-带”深深影响了年轻译者。他们不仅传授翻译技巧类的专业知识, 更多的是以身作则,传递出对文学翻译工作应有的态度和投入;第二,参加同一期工作坊的学员之间也常常会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友谊,这为他们日后翻译和科研道路上的团结协作、共同进步奠定了基础。

 

我曾参加过“梁宗岱译坛”的活动,译坛是一个由院校、出版社、文化机构共同搭建的平台,旨在推广各语种的文学、社科翻译和跨文化研究。


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培养翻译人才、为译者谋福利的形式,因为它一方面让各语种的译者找到了组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切磋“武艺”、分享经验的场所;另一方面对当下文学翻译给予关注,加深社会各界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和思考,为翻译出版行业的规范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契机。


“译言古登堡计划”“纸托邦”“译研网”, 除了这些优秀的促进翻译出版的交流平台,我认为还可以建立一些专门的翻译论坛,以便大家互通有无,做到资源共享,实现具体文本翻译问题的在线及时讨论和交流。


责任编辑:王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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