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

“什么是全球史？”——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于国际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个新的话题类型，作为对这一思潮的回应，在当代汉学研究中也涌现了大量引人瞩目的成果，通过将中国嵌入这一宏大的叙述结构中，不仅细致地梳理出了经由中国而持续蔓延的全球化的多条路径，并且借之提出“谁的全球史？”这样的命题，为区域主义的叙事打开了一个新的界面。凡此，既为人们重新认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别样的视角，也进而将对全球史的撰写推向了一充满张力感与无法遽然闭合的状态中。

作者：黄卓越

（北京语言大学 汉学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史研究于国际学界兴起之后，当代汉学与中国研究领域便对之做出了迅速的回应，并以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方式嵌入这场事关“总局”的研究进程中，不仅重构了人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也为全景式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颇具分量的侧角。为对这些持续呈现的论述做一系统化的梳理，有必要将之解析与提炼为两个有所分化的视角，即以西方全球化为主导的普遍主义叙述及带有泛亚化特征且“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叙述，就此可以见到，尽管后者也构成了与前者的某种互补与抵消关系，但也证明了在对待全球化与中国关系时人们持有的多重立场与态度。在此基础上，也需对一些新近出现的扩充性态势做出补充描述与评述。

关键词：全球化叙事；全球史；汉学；东亚研究；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文学世界”

一、缘说：新的开端

尽管从一种跨度更长的学术历程上看，西方汉学对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历史研究由来已久，然而早年的研究都还主要是在“中外关系史”或“中西关系”这样一些概念范畴下进行的，此外，在非汉学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有关“现代世界体系”（如沃勒斯坦等）、“全球通史”（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世界通史”（universal history，world history）等的研究也多少会涉及中国的内容，但因远未形成后来所述的全球化或全球史视野，无论其所秉持的观念还是使用的资料在目前看来均已显得十分陈旧，在此可先忽略不计。

汉学，或在一些泛化的中国研究中出现的全球化叙述，约肇于20世纪90年代，并与新一轮全球化经验带来的刺激与围绕之而展开的理论上的热烈讨论密切相关。从大的国际背景看，只有在打破横亘在面前的意识形态“铁幕”，并由此形成一崭新的且较为完整的国际联通网络时，全球化的观念才会从人们的意识中油然而生，并成为在学术上有充分的理由去加以论证与演绎的话题。作为一种历史的回顾，也可将这一层面上的研究看作是站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起点上对过往相似经历的一种比附性、回眸性追踪。

如果撇开那些因围绕“发明权”而出现的分歧不论，在与历史研究相关的领域中，启用全球史这一概念来构划一种新型研究的历程可溯自1990年。该年，由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担任主编的《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创刊，并在首期即陈述了这本杂志的宗旨是“从全球的角度”分析历史，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波动、技术的跨文化转让、传染病的流行、长距离贸易以及宗教信仰、观念和理想的传播”作为研究所设定的主要目标，①从而也将“流通”（circulation）与“联结”（connections，connectivity）这样几个十分关键的要素确切地置入对全球化内涵的解释中。② ［1］“世界”当然很早就存在了，但是没有广泛流通与联结的世界还不能被归在全球化的解释中，因此，后来也有部分学者倾向于采用“全球史”的概念来取代以往的“世界史”表述。③不久，由另一位学者马兹里什（Bruce Mazlish）主编的《将全球历史概念化》（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 1993）一书出版，［2］将在世界各处发生的并有相互关联的广泛事件整合到全球史这样一个新的空间化范畴中，这也被学界看作是具有界碑性意义的事件。此后，相关主题的研究在欧美学术圈内迅速铺陈开来，并成为新一轮国际知识生产中最具强劲推动力的话语引擎之一。在初期，从事这一课题的学者一般会对“全球化”这一概念有一个相对默契的界认，偏向于将之看作是15世纪末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而启动的一种新的世界运行态势，与之相关，初期那些围绕此概念而展开的叙述，也多还是以西方的视角（所谓“胜利者”的视角）为出发点，并以“现代性”的概念来对标其内含的。正如在西方，“现代”（modern）这个词语一般确指的是15世纪末以来的历史发展阶段，“现代性”（modernity）为此也常常会被看作可与全球化进行意义对释的另一个核心概念。④

①也可参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一个批判性的回顾》，《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3期，第16页。

②对“全球化”概念的意义定位所做的这一解释，也可参见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378.

③参见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Comparative Education， 42:3， 2006， p.454；对相关概念的另一种解释，可参见Brett Bowden， “The ‘Idea’ of Universal History: What the Owl Heard， the Angel Saw， and the Idiot Said”， New Global Studies， 11: 3， 2017， pp.197-209；也有一些学者依然使用了“世界史”这个概念，有关叙述在此不一一列出。

④在关于“全球化”与“现代性”关系问题的讨论中，一种代表性的说法也可参见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Chapter 1， “Globalization as a Probl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2， pp.8-13.

很显然，这种观念上的革创也给西方的汉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启迪，当然其间也出现过一些波折、分歧与迁转，因此需要将不同的思路再行分析。就汉学在这一确定话题上的展开情况来看，如对之做一“总体性”的反观，我以为可将之大致分成两个阶段或两个层次的研究：在第一个阶段或层次上，学界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作为全球化趋势的主动方、施动方的欧洲（欧美）是如何与中国在各个方面相遇与对接，并逐步将中国纳入一种由其所主导的互动关系即整个全球拓展的宏大规划中去的。虽然全球化在地理上的拓殖也包括对美洲、非洲、中亚、澳洲、南极与北极等的发现与开发，从而将地球上所有“未知”的空白之处均填满人类的足迹，使原来分散于四处的“孤岛”都联结为一个整体，但汉学在这方面的考察则主要以中国为聚点，从而也可借此而为全球化这幅“坤宇全图”的最终绘制补充进极为丰富的、必不可缺的内容。在第二个研究阶段或层次上，当代的一些汉学家，其中也包括一些非专门从事汉学的学者，对前一项研究所设定的概念内涵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与反思，并在西方全球化的叙述框架之外开辟出了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另一条思路，而这一方面的讨论，在目前也成了国际汉学领域中后来居上的一种趋势。下面，我将对上述的两条系脉分别做一贯通性的梳理，然后一起加以评述。

二、西人东进：两套话术及其裂隙

第一阶段或层次上的研究涉及的问题十分庞杂，不可能在此做全面的描述，因而还需再做提炼，由此形成两组具有样本化意义的分支论述。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逐渐酿成汉学研究的新热点。1985年，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所著的《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出版，［3］虽然该书面世较早，但由于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传教士汉学”（missionary sinology）的概念，由此而将旧的、在“基督教入华史”名义下呈示的那些研究转换为了汉学研究，或者说，用一个新的概念元素将一组具有某种同质性的西方介入中国的历史事件从原来的基督教入华史中抽取出来，重新排列在了一个适度“去宗教化”并带有宗教人文主义（Hermetism）倾向，同时也是以“知识史”（比如其所表现出的对“curious”的高度兴趣）为导向的表述框架中，从而为后来的汉学研究牵引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也在于，西方传教士在16世纪末的陆续来华，不仅开启了西方人在中国推行“全球教化主义”的先声，而且，从另一种效果来看，直到18世纪末，欧洲有关中国的知识化叙述几乎也都是由来华的传教士完成的（至少是建立在传教士们选择性地传递至欧洲的资料基础上的），进而也使之成了欧洲全球化知识工程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于自19世纪初以来，尽管在欧洲的大学体制中陆续出现了“专业汉学”（世俗汉学）的设置，一些非福音信仰者如外交家、旅行者、探险家、记者等也陆续进入中国，并开始他们对这片陌生之域的探索，但传教士的书写仍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在各类书写之中占据着明显的上风，因此，只有借助于对之的系统研究，才有可能将西方联结中国的一条绵长线索较为完整地勾描出来。

从一个总体的氛围上看，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青睐，这与知识风气的转向当然有密切的关联，由此不仅带动了整个西方汉学在课题设置上的转变，也对中国国内的研究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直至目前，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这一话题的研究都还处在持续拓展的状态中，并在整个汉学研究中占据着较大比重。尽管并非每个学者都会明确地参照全球化的概念来从事这项研究，但如果考虑到在该阶段中酿造出的新的学术氛围以及各种相关研究所依托的这一认知背景，无论是“西人东来”还是“西学东渐”一类的话题，都差不多可看作是在全球史这一理念的启迪与感发下促成的。

当然，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描绘中西的这种接触过程，较有代表性的即如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2008年出版的大作《维梅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4］该作品另辟蹊径，通过一位17世纪荷兰小镇上从未到过中国的画家维梅尔的七幅画（画中的印迹），描述了在大航海时代的贸易路线是如何将相距万里的欧洲与中国等地连接在一起的。作者运用了一个中国佛教中的术语“因陀罗网”来解说这种关联，大意为，网上的每个绳结处都会绑着一颗珍珠，每颗珍珠不仅通过因陀罗网与其他珍珠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会相互映照。（如《华严经》有“一珠之中，现诸珠影。珠珠皆尔，互相影现”之语）——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绘制的因特网图案，也是作者对全球化样态的一种隐喻式解说。差不多同时，意大利学者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与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 Castelnovi）在2007年出版的《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Visioni del celeste impero: l’immagine della Cina nella cartografia occidentale）一书中，［5］试图通过早期的地图研究，以欧洲人的地理视角（地图绘制）为中心，探讨西人对中国的认知是如何经历了从猜想到现实、从神话到科学的进程，进而在16世纪之后，逐步地将中国“统合到其所归属的全球化背景”中去的。卜正民后来又撰写了《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Mr. Sel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 a Lost Chart & the South China Sea ， 2013）一书，［6］试图表露出的也是这样一种观念，通过一幅收藏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中的中国沿海地图，借助这样一个细小的“环扣”为读者提供17世纪初年全球贸易网络构成的真实状况，进而展示出这些“微尘”是如何黏挂在那个不断成为现实的“无量”巨网上的。与其前书一样，可将他的这项研究归在“微观全球史”的范畴中。这一类的书写近年来似已与新文化史、新民族志的研究交汇在一起，聚焦于对全球化渗透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细微事件的考察，并不断推出一些令人惊异的成果。这些来自历史学方面的探索与考证固然都很有说服力，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视域，然而尚未触及全球史运演中的一些更为深层的结构性要素。

回到这一历史的一般进程，如果单从知识获取的角度看，亦如以上著作所示，西方人早期的这些探索活动其实都离不开传教士在其间的穿针引线作用。在总体上，可将这一时期西方与中国的接触大致分为两个空间化的圈层，在内层是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们的活动，在外层则是漂在大陆架周边或更远的、暂时还无法进入中国内地的各种航海与外贸等活动，尽管从新近的研究看，两圈层间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些难以遽然驳分的关联。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方面，便是从多个侧面与角度反映出的自19世纪初以来愈趋强盛的欧洲势力对中国施行的强行介入，从而导致一个原属缓进式的全球化进程为激进式的全球化进程所替代，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也为此而进入到一种新的、剧烈震荡的状态。

在此，需要稍加回顾一下16世纪（笼统地说是从1500年开始）至20世纪初整个西方介入中国的历史，在时间上也可将之区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在19世纪之前，能够在中国领土定居或旅居的欧洲人其实数量十分有限，并且以传教士为主体，他们与中国的交往也主要限于思想与文化领域。加之，当时的欧洲正处在前现代（early modern）时期，依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即属“低度发展”阶段，而中国的国力在此期间还算强盛，甚至于在制度、思想、工艺、生活风尚等多个方面也对早期的现代欧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两边有限的对接中，虽然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及在其间存在各种摩擦与掣肘，但总体上看，双方采取的姿态都还是温和的，并同时保持着力量上的某种均势。在此情况之下，早期西人的入华自然会带有明显的“试探性”，比如由最初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确立的“适应政策”（accommodation）这一概念，便清晰地揭示出了这一思想上的特征，在此接触过程中，以观念的传播与塑形为例，事实上既存在着西化，也存在着中化西的交互对流，这已为后来的大量研究所证明，并未出现某些“汉学主义”用简约化思维所述的一边倒的趋向。但是转折点还是出现了，以1793年马嘎尔尼英国使团的访华为标志，揭开了中西冲突与政治、贸易、军事碰撞的帷幕，并造成了原处于“外层”的扩张势力开始逐渐侵入中国的“内层”，在此种情形下，传教士的功能性角色也在发生某种转化。依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的看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欧洲势力的“矛盾的代理人”。［7］史学界一般也笼统地将这一转变的年份定在1800年，两域之间先是历经各种协商性接触，但总体来看是以西方为攻势的一面，中国为守势的一面，其后发生的一些事大家都已经十分熟稔，就不用在此絮叨了。

当代汉学界研究1800年前后欧洲强行介入中国的各类著作相当之多，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研究，这主要是指他在1995 出版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简称《怀柔远人》）与在2003 出版的《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课程》（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简称《英国的课业》）二书。《怀柔远人》一书，［8］很明显是将马嘎尔尼来华事件当作中国与欧洲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来确认的，过去也曾有一些汉学家对该事件做过一些解释，比如将这场对话看成是“现代”/“传统”“理性”/“文化”“西方中心主义”/“华夏中心主义”的交锋，或视为是以外交与贸易为主导的开放的西方体系与以文化主义为主导的封闭的中国体系之间的冲突，然而何伟亚对这些说法都持明确质疑与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些解说都是预设性地将西方化（及由此产生的“国际法”—“外交法”）定义为了一种具有不言自明（the taken-for-granted）的特权与天然合理化的产物，为此，他希望超越“现代（性）”史学所构建出来的一切常规性概念，而更偏向于从后现代理论的视野出发，并采纳了葛兰西与斯图亚特·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所使用的“霸权”概念，①将这一事件视为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发生的两大帝国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的一场重构世界“政治秩序”的碰撞与竞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何伟亚尽管在此时还未用流行不久的全球化这一概念，但却已开始对将西方化等同于全球化的思想提出了明确的挑战，这个隐在的意图很重要，它也成了后来对全球化做“另类”解释的一个主要论述原则。何伟亚的观点对后来刘禾（ Lydia H. Liu）撰写《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秩序的形成》（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一书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9］当然后者还汲用了更多其他的资源，并主要是从一个特定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视角入手来探讨19世纪中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帝国在历史的相遇点上围绕话语权所展开的博弈，从而为从该路径出发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解析层次。

①对文化研究的这些渊源的叙述，可参见该书在导论部分中的“New Patterns in the Study of Imperialism”，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Introduction”， pp.2-7.

何伟亚于此后出版的《英国的课业》一书讲述的是马嘎尔尼事件后中英之间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展开的接触与撞击。［10］我在阅读《怀柔远人》一书时就隐隐感到何伟亚的观点似乎还未真正展开，因为提及的还只是中西关系转折之际的最初接触，事态尚不明朗，那么在此之后，全球化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将中国这片遥远之地裹入其中的呢？应当还需要有一个说法。果然，《英国的课业》这本书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对后续的许多问题做了详细的解答。两本书之间的这种联系在何伟亚撰写的“中文版序”中也有说明，即在较早的时候他已经在构思下一部书的写作。作者在该书“导论”中又明确地提到，《英国的课业》一书的“目的之一，是把中国历史发展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性框架之中”。何伟亚在书中也数次强调了，如果将西人在中国的活动与他们当年进入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时的活动做一比较的话，是可以从中见出某种计划与手段等的一致性的，因此中国的事例，其实也反映出了西方所实施的全球拓殖工程的一个侧面。所谓 “英国的课业”，顾名思义，就是按照英国的想法给中国人上课，概括起来看，这一课程包含了武器的暴力与语言的暴力的实施两个方面。其中，格外需要关注的是书中援自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两个核心概念，即“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ing）与“再疆域化”（reterritorializing）。所谓的去疆域化，指的是以各种方式解除中国原来的地理与文化疆域，使中国最终汇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版图中；“再疆域化”，指的是欧洲，又主要是英国，通过对中国本土的一系列考察，比如人口统计与地理测绘等，也包括像《中国丛报》《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等出版物所做的工作，以及将越来越多的中文术语转换到欧洲既有的认知结构中，生产出一套新的实用性知识体系，其目的还是为了能将中国纳入其全球性管理的体系之中。这两个概念中的前者（去疆域化）偏重的是一种破坏性，后者（再疆域化）偏重的是一种建构性，“流通”与“联通”的含义在此依然是基础性的，在跨越“疆域”中发生的所有关系都是由之引发的，但在此却被作者以另类的方式，即不是在平面化的而是在批判与反思的意义上做了新的演绎。与汉学界对传教士汉学的一般研究有所不同，何伟亚等汉学家对19世纪后中国融入世界格局进程的描绘，展现出的是全球化运动带来的残酷与暴力的那一个侧面。在具体的研究中，作者固然未生硬地执定那几个为德勒兹提及的、由 “理论机器”产生出来的简单化概念，而是更偏向于采用罗伯特·扬（Robert Young）提出的“层叠论”（palimpsestual layering）去分析中西相遇过程中发生的那些更为繁复与错综的现象，这也体现出了学理上的一种进步。①

①可参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自述，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p.22-23.

进入21世纪后，同类型的著作在当代汉学中已成规模化涌现，批判性的书写在中西接触、中西关系研究中占据着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位置。在此，不可能做详细描述，我只向大家推荐一部可择而阅之的著作，这就是范发迪（Fa-ti Fan）撰写的《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2004），［11］主要是从一个选定的侧面入手，借助于对自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英国来华博物学家的一系列科考活动的研究，讲述了西方启动的全球“知识帝国”或称“科学帝国主义”工程是如何在中国展开的。从理论的站位上看，范发迪的这项研究也可归在何伟亚所述的“再疆域化”的命题中，并与何伟亚的写作一样，均受到了其时蓬勃展开的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依据这样一种视角，并扩展开来看，也意味着，无论是被冠以“Hermetism”（或称人文知识主义）精神的早期传教士的求知行为，还是此后西人在“科学”或“考古”等名义下在中国从事的各种活动，似都难以免脱其与殖民科学主义全球性实践之间的干系——“没有一只手是彻底干净的”，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宿命。由于随后发展出的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带有某种“灵魂考问”的属性，并试图去击穿那个掩蔽在层层表象下的“结构化”神经，因而面对这样的锋芒，即便是那些并不赞成这一提法的学者，似也很难给出自己的辩解。

总体来看，大致可将以上两组分支话题所反映出的对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与中国关系的表述，概括为“现代性话语”与“殖民性话语”两大话术。其间虽然也存在着某种较为明显的裂隙与紧张，但又无一例外地都是建立在以西方为全球化实践的主导者这一认知坐标上的。

三、“以中国为中心”：西方化以外的“世界”

下面转换一下视角，重点考察另一个阶段或层次上的研究。用“层次”这一术语，是因为就出现的时间看，这一类型的研究有时与前面已述的类型也会存在某种交叉，因此似还不能严格地将它们排列在一个有序出场的时间轴上，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一类的研究又在后来越来越占据上风，并成为汉学人文学科中受到热切关注的话题，因此，既可以从阶段，也可以从层次的角度来判说之。

在这个层次上的研究，也从起步时即受到了全球化理论的影响，虽然不完全限于汉学领域，却仍与对中国的研究与重新认识息息相关，并同样最初是在史学研究中酝酿开来的。撮而论之，它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将全球化的开端在时间上设定在1500年，即哥伦布等经海洋发现新大陆之际，还是更恰当地将这个端点定在1400年？有几位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提出了这样的观点，［12］［13］如我们所知，该年蒙古人在陆上围攻大马士革，从而标志着“世界岛”的围栏被最终打通。选用不同的时间标尺与我们对全球化含义的解释是有密切关系的，当然，似乎也还能再向前追溯。第二，即便退到底线，即以1500年作为全球化的开端，就意味着西方的势力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全面引领的位置上，还是在彼时仍存在其他更具实力的某种“中心”，然后再逐渐为西方的影响所赶超，过渡到以西方化为主导的时代？对于习惯于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来打量事物的人来说，这两个问题都很“辣眼”并甚富挑战性，而它们又均与对中国地位的重新确认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一个宽泛的题域来看，较早涉入这一问题思考的著述，便有历史学家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hu-Lughod）撰写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 年间的世界体系》（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1989）、［14］乔杜里（K. N. Chaudhuri）撰写的《欧洲之前的亚洲：从伊斯兰崛起到1750年印度洋的经济和文化》（Asia before Europe：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1990）［15］等，以及汉学家王国斌（R .Bin Wong）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1997）、［16］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的《礼物贸易体系与现代亚洲》（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1994）［17］等，在此很难尽述。但真正产生广泛影响的还是一位名叫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德国裔学者，他在1998年出版了一生最成功的一本著作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译成中文之后也曾在国内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关于该书的意义，弗兰克在“前言”中也有一个自述：“在这本著作中，我将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我将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18］由此可见，他不仅已开始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归入全球史研究的范畴中，同时又提出了另一种全然有别于学界惯常认同的“世界体系”概念。［19］

如果将这些问题放到与中国的关系中来看，首先还是会涉及对我已述及的两个时间点的确认：一是在西方资本崛起之前，中国究竟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另一是在1500年之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究竟又处在何种位置？对于这两个问题，弗兰克在书中都做了解释。首先，弗兰克认为，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个具有连续性的世界贸易系统存在的话，那么并不是出现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而是在更早之前便已存在，而且，亚洲（特别是中国，比如于宋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其次，即便是在1500年之后，中国在较长的时期内依然是引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特别是对白银呈现出的巨大需求（吸引和吞噬了全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大约一半），不仅促成了中国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而且也带动了欧洲与美洲贸易的增长，这也是弗兰克一书讨论的重点，并被看作是与全球性连通网络的成形息息相关的。直到1800年始，即从前现代进入现代之后，西方才真正赶超中国，取代了中国原有的位置。用柯巧燕（Pamela Kyle Crossley）对弗兰克一书所做的评述来看，也等于是认为：若从一个更长的时间坐标看，欧洲也只是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外围，从一个机会主义的参与者（opportunistic participant），变成了暂时性的主导者。①［20］就此而言，弗兰克的叙述其实是将沃勒斯坦的那套“欧洲版”的世界体系理论做了一个几乎是倒置式的处理。弗兰克虽然并不是一个准汉学家，但他所带来的理论上的冲击力却是十分巨大的，并对后来的全球化研究与汉学研究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①更多论述可参阅Pamela Kyle Crossley，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108.

与弗兰克差不多同时，也有一位汉学家正在从事类似的工作，这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厄湾分校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教授，据弗兰克的回忆，他在撰写自己那本书的过程中，也与彭慕兰交流过尚未出版的文稿，并且发现两人之间的观点极为相近。彭慕兰一书的中文译名是《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2000），［21］“Divergence”一语如译为“分化”可能更易理解一些。与弗兰克一样，彭慕兰也将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只将欧洲看作现代进步的唯一动力，而忽视其他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视为一种傲慢自大的“无见”。我注意到，这两位学者都有一个对这种“无见”的差不多的表述，比如弗兰克认为，如果只是在“欧洲的路灯”的下面来看待一切事物，那么，其他的东西自然也就全部变得暗淡无光了；彭慕兰的说法是，如果你感到房间里有一头不应当存在的大象，就可以假装它不在那里。彭慕兰的这本书也十分明确地将“全球化”作为自己论述的参照框架，因此而十分注重用 “连续性”（在时间上）与 “关联性”（在空间上）这类概念构架自己对当时世界状况的叙述，但与弗兰克的疏放式研究不同，彭慕兰一书偏向于采用了一种更为细致的比较法——一种两两对比的方法，对欧洲与亚洲（主要是英格兰与中国）之间同时代经济的相似性进行比较，如追踪起来看，这一方法论路径的选择似也留下了稍早或同期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王国斌思想的一些痕迹。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发展，与东亚，特别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发展，在1800年之前所呈现出的其实是差不多的水准，尚未出现力量上的失衡，因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也只能是一个多中心的版图，只有在此之后，也就是至19世纪，两大板块间才出现某种分化，形成一相对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的格局。总体来看，彭慕兰的著作并未倒向中国中心论的观点，而是将中国视为多中心画面中一个比重甚大的板块，为此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化叙事中的分量，并从一个侧面巩固了弗兰克的判断。

弗兰克、彭慕兰的著作甫经问世，便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他们在中国研究中得出的论断也被另一些正在思考相似问题的学者带到了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一些洲域化的研究中，由此而触发了历史研究的一次重大转向。总体上看，后来的大多数学者也都赞成将全球化的下一个转折点切分在1800年，并认为可对此前的整体世界格局另做处理，不同区域间虽然在更早即已形成初步的联通关系，但尚未被某种中心化的力量定格或拖曳，而是仍然呈现为一种多中心或在势力上均衡的状态。［22］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有时也涉及 “agency”（主体能动性）的问题，且事关文化研究所谓的“structure”与“agency”之争，比如著名的全球史专家杰弗里·卡冈（Geffrey G. Gunn），除了在自己的研究中表达了对弗兰克的致礼，也列举出了一些新发掘的事实，认为早期那些在亚洲发生的西方殖民活动不仅在许多国家受到限制，而且面对来访的欧洲人，亚洲人其实还具有更大的主动性与发言权。①［23］另有学者也以清朝前期（康熙时代）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宫廷与民间并不像之前所认为的只是域外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彼时已通过各种方式自觉地搜集来自欧亚大陆（从中亚、印度到奥斯曼帝国等）的多种知识以应对外部的变化与挑战，从而使北京也成了全球化初信息汇通的一个重要枢纽。［24］这样一些研究都在提醒我们，全球化的展开方式从来就不是由某种单一化的力量自行决定的，即便是在带有主导性取向的“文化接触”与联结中也会充斥着各种冲突与博弈等，甚至于在“杂交”（hybridity）、“转译”（translation）的过程中也会随时伴随着诸如改写、逆写、重塑等对流性、对冲性的活动。鉴于这个问题涉及更为广泛的理论与实践主张，例证也很多，在此只能点到为止。

①可参考Geffrey G. Gunn，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1800， pp. 275-282.

在与中国相关的研究中，有必要补充提及的是耶鲁大学汉学家韩森（Valerie Hansen）的研究，她在2000年出版了《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一书，2012年出版了《丝绸之路：一种新的历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2020年出版了《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The Year 1000: When Explorers Connected the World and Globalization Began）。韩森的前两本书不像前两位学者那样横向铺开，而是主要聚焦在中国这个点上，特别是《丝绸之路：一种新的历史》一书，［25］将论述的重心放在对“交通路线”的勘察上，并以出土“文书”为线索，考察了从公元二三世纪到11世纪初的中国与西部世界交往的历程。②在其出版不久的新书《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中，［26］韩森回到一种“全景式全球史”的描述框架中，并拉出了另一个时间点，即以公元1000年左右为端点，认为经由当时生活在北欧的维京人，加上中国人、印度人与阿拉伯人的共同经营，一条全球性的线路在此时已初见端倪，从而将原来分离于四处的各个“孤岛”较为完整地勾连在了一起，形成了最初的全球性联结网络，进而为1500年之后的归于“欧洲篇章”的新一轮全球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具体到中国，韩森认为，自宋代，中国就已经是世界性产品的最重要的制造国，也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地方”，这点也能在马可·波罗后来撰写的游记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很显然，韩森为全球化确立的这个端点，既非1500年，也非1400年，而是要再前推几百年，这与她对自己问题的设置有关，通过这样一种方法，不仅将原先的“短历史”扩展为“长历史”，也进一步解构了过去那种以某个单一历史时间为出发点的“单行道”式的全球史叙述模式，由此而将全球化视为一种复数式的，即由多方位力量参与并逐步成形的进程。相较于弗兰克与彭慕兰的研究，韩森的特点是更多地将视野从贸易与生产（多少带有经济决定论的视角）扩展到了对文字、宗教、艺术、技术等交流的考察，并将注意力聚焦于中国与亚洲内陆之间的关系上。虽然这并非韩森所独持的一种取向，但也可以将之作为一个例证，以说明在早期全球化研究中也存在着其他的展示路径。

②当然在此之前或其间，也有一些学者有类似的著述，比如2007年由著名海洋史专家、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罗德里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撰写的《海上丝绸之路:前殖民时期的沿海地区、航海与贸易》（Die maritime Seidenstraβe: Küstenräume， Seefahrt und Handel in vorkolonialer Zeit， München: Beck C. H），即描绘了在15世纪之前的数个世纪中，由亚洲人主导的东亚与西亚之间的各条海上航线的情况。更多的研究情况不再详述。

在以上所述的基础上，正如苏源熙（Haun Saussy）教授提出的，如果以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来看待“China and the world”这样的命题，我们又应当以何种方式去回应之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呢？这当然是一个很有意思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我们是否还可以从更为广泛一些的同时也是超越经济、政治等的视角来把握与评估中国在早期的全球局势中所占据的地位的问题。虽然这些年来在该话题上也有一些其他讨论，然而，在我看来，苏源熙的表述仍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中，他在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与世界：一个带有传统主题的故事》（“China and the World: The Tale of a Topos”），［27］不仅属于在该领域中发声较早的一篇专题论文，而且还带有某些纲领性的意义，除了对之前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做了系统的回应以外，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因此值得特别关注。

在对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的梳理中，苏源熙的论述涉及何伟亚、弗兰克、韩森与刘禾等的看法，具体的评述就不在此复述了，其中，他比较关注的是“isolation”（封闭、隔离、绝缘）这一概念。如我们所知，这也是黑格尔对中国历史所做的一个经典式论断，从而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之于此，这个话语机器释放出的幽灵也随后支配了几代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想象性认知。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的全球化研究却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比如弗兰克、韩森等所持的都是这样一种新的观念，在他们的著作中，全球化，或者说全球主义，并非如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与现代性（西方文明）完全捆绑在一起的，而是在文明之初即已潜存的一种极为古老的人类实践样式，中国的例证清晰地表明了这点，它一直以来就以“开放”而非“封闭”的姿态参与了这样的进程，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还占据着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学者们的这些想法，不仅祛除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虚幻式假想，也在时间上大大扩展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延长线，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China and the world”的命题。总起来看，苏源熙是同意以上学者的表述的，当然，他也借此而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在以西方现代性为坐标的全球化趋势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具有广泛地域波及性的国际文化交流网络？尽管这一含义也包含在如弗兰克、滨下武志、韩森等的论述中，但苏源熙以为还可做进一步的拓展，以此而从一个更具历史深度，同时也是“文化”的角度来修正我们对全球化的习惯性认知，并借之对旧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些概念给出新的阐释。

此后，苏源熙还发表过一些相关的论文，然而从他2018年发表的《东亚文学史的比较研究：一份研究宣言》（“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ast Asian Literatures: A Sort of Manifesto”）一文中还是可以看到，对于十年前提出的“中国与世界”的这一命题，他已经做了更为深入的思考。［28］他也对标题中出现的“文学”这一概念做了解释，以为虽然也可用以囊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含义，但主要指称的还是广义上的“文”，这也属传统中国对“文”的解释，比如包含文字、文本、文章等，因此也可赋予其“文化”的含义。苏源熙认为，恰是这个以汉字为核心而构成的“文”的理念与实践使中国在亚洲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受到欧洲文化影响之前（苏源熙也将之确定为1800年之前），在东亚地区构成了一个围绕着中国而展开的、自我循环的、十分庞大的文化流通网络。即便撇开欧洲，也能借之而勾勒出一幅 “中国与世界”的广阔图绘，或称之为一种“泛亚地区前现代文化的地图”（the map of pan-Asian pre-modern cultures）。如果世界“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可以达到的交流视野所决定的”，那么我们也可将当时人们所意识的这个空间化阈域称为“世界”。在这一画面中，一方面是多种边缘性环流自身的起伏波动，呈现为具有相对自足性的多样化、多语化的面貌；另一方则又存在着围绕某一特定坐标而运行的某种“秩序”。这个“秩序”，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汉字文化圈（Sinosphere）内发生的语言与文化的流通，包括通过改编而使用汉字的日本、朝鲜与越南等国家与中国之间产生的各种交流，在此意义上，“中越、中日以及中韩文学也能（并常常会）被囊括在汉语文学史中来看待”；另一是汉字文化圈与非汉字文化圈的交流，比如使用蒙古语、突厥语、西夏语、粟特语、契丹语、缅甸语、泰国语、柬埔寨语、苗族语、彝语或其他语言的诸民族与汉语文化圈之间的交流。借助于以上两点，便可描绘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并带有整体可比较性的广泛与多样的 “文学世界”（literary world）。从历史上看，中国虽然很早就存在“华夷之辨”的观念，但又似乎从来都不排斥与其他地域之间的交流，比如四世纪的一位中国君主就曾提出“远通殊方九译之俗”的说法，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些交流又是建立在某种等差意识上的（何伟亚称作“等差包容”），在文字交流与交换的领域中也不例外，无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如“高威望语”（high-prestige language）与“低威望语”（low-prestige language）的差序结构，这或许便是该交往圈所遵循的所谓 “秩序”法则。以此而言，苏源熙认为要想完全拒绝历史上存在的“中国中心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当然已不同于柯文早年所述的“中国中心论”。

苏源熙的想法并非是孤立的，“文学世界”的提法与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在近年来的一些相关论文中所述的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事实上存在着带有某种局域统合性的“文字书写世界”（Scriptworlds）的概念在意思上是相通的，因此也可用于对其他区域如欧洲、远东、近东、阿拉伯、高加索地区等语言与文学家族的考察中，［29］［30］由此为全球比较文学拓展出了一个新的话域。①

①达姆罗什有关scriptworlds的那篇影响甚大的论文，与苏源熙的“China and the World: The Tale of a Topos”均发表在2007同期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上，故也可将之视为该思潮发生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汉学研究中，近年来同样有不少学者在从事类似的并且能够落到实处的研究。举一个例子，像剑桥大学的彼得·柯尼基（Peter Francis Kornicki）教授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就具有一定代表性，他也是我早些年就已经注意到的一位学者。柯尼基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前现代时期东亚地区（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和其他族群）形成的汉语本土化（vernacularization）趋势，他最近的一部重要著作是2018年出版的《东亚的语言、写本与汉语文本》（Languages， Scripts， and Chinese Texts in East Asia），［31］在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对其相关思想的一个具有总括性意义的表述。在他看来，将东亚视为一个带有自行循环的文化圈是有其道理的，首先一点，便是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这些地区通行的是同一种书写文字，也就是汉字（literary sinitic），“正是这些用汉字书写的文本创造了整个东亚共享的知识和实践的世界”。虽然乍一看这似乎并不一定是一个十分新鲜的话题，在20世纪60年代后就已被一些汉学人士（如费正清等）提出过，①并且在其后学界所热议的“朝贡体系”等研究中也多少有所涉及，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项研究依托的是一种新的理论背景，即它是因破解西方中心主义那套定式化的思维方式而发的，并同时又将考察的视野扩展到了波及面更广泛的“文学文化”层面，因此依然可于其中体会到其所赋予的那些新意。这种基于语言与文化的考察，也由此而与全球化议题推布之后国际汉学界在东亚经济、政治等诸领域中所做的各种反思形成特殊的榫接。

①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其于晚年时也曾组织过类似的话题探论，如1963年在费城举办的“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研讨会，1965年在洛杉矶举办的“中国的世界秩序”研讨会，后费氏又将其他一些讨论的成果汇聚一起，出版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一书，并在他所撰写的首篇论文中提出了“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的议题。他的这个议题因主要是围绕东亚地区的“朝贡体系”展开的，因此与他在另一层面上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并不矛盾。参见Fairbank， John 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3.

在参照从日本与韩国、越南等地获取的一手资料后，柯尼基也对中国周边国家使用汉字及其文本的历史做出了总体上的梳理，他想要进一步阐发的问题意识包括如汉语书写文本是如何在那些不讲中国话的国家统治了这么长的时间，以致那些地区的人，无论是在符号的意义上还是在地理学观念上都将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中心？而在早期，这些地区并不存在今天流行的所谓“东方”的概念。此外，汉语书写在那些地区又是如何被接受和阅读的？比如在“双语并存”（diglossia）或说是“一文二语”（digraphia）的情况下，其他的东亚国家又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处理官用汉语与当地土语之间关系的？在他看来，这似乎类似拉丁语与欧洲其他国家方言的关系。②进而，在20世纪初，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对尊崇久远的汉字文本兴趣的遽然丧失?如果我们能对这问题做出求证，那么也就可将学界已出现的那些想象性判断落实到更为细分化的史料证明层面上。据之，柯尼基教授想要去探寻的，也正是苏源熙所讲述的，在西方决定性地介入亚洲之前的那一幅“泛亚地区前现代文化的地图”，同时也呼应了达姆罗什的在“文字书写世界”概念下生发的那些带有更多纠缠性的议题。

②可参考Peter Francis Kornicki， “The Latin of East Asia?”， Sandars Lectures in Bibliography， 2008， Lecture 1， p.3.

在这一总体氛围之下，一种较为明显的学术上的转向也在持续酝酿与制造之中，首先是与该话题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陆续举办，与之同时，一些相关主题的英文版汉学研究文集也在近年被陆续推出，比如于2014年即出版了由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主编的《重新思考东亚语言、方言与读写， 1000-1919》（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Vernaculars，and Literacies， 1000-1919），［32］2020年出版了由钱南秀等主编的《重新审视汉语文化圈：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与转换》（Reexamining the Sinosphere: Cultural Transmis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East Asia）、［33］《重新思考汉语文化圈：诗学、美学与身份构成》（Rethinking the Sinosphere: Poetics， Aesthetics， and Identity Formation），［34］再就是苏源熙教授2022年出版的新书《夷的形成：中国文学与多语亚洲》（The Making of Barbarian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ltilingual Asia），［35］这类著述，也包括一些为杂志筹划的专栏，比如由著名的《世界文学杂志》（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于2016年推出的“中文书写世界和世界文学”（The Chinese Scriptworld and World Literature）栏目等，集中关注的均是在新的全球史理念激发下如何去重新审视东亚汉字书写圈内外文化交流的问题。如套用“丝绸之路”的说法，似可将这批课题所考察的线路称为“文字之路”，或表意更窄一些的“书籍之路”（book route），由此而更突显出了“文”/“文化”在区域化联通中作为纽带的意义。

综合近来的研究成果看，对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地域与种族这一层面上的考察还在不断扩展之中，不限于中国与处在汉字文化圈内的东亚地区的关系，也包括对中国与整个印度洋沿岸（含东南亚）和内亚地区（中亚、西亚、北亚）所建立的互动性关系的研究，正在成为新一轮研究热切关注的课题，用博达伟（David Porter）教授最近主持的一个国际专栏中的用语，也可将此种研究称为是“中国+”（“China and”）的治学范型。［36］ 他编著的《比较早期现代性，1100-1800》（Comparative Early Modernities，1100-1800）也涉及相关问题。［37］与之同时，学者们对中华文化范围内的汉语与藏语、维吾尔语、西夏文、满语、蒙语等地区之间的跨语种、跨文化研究也在持续推进之中。在更深入一些的讨论中，也会涉及对诸如民族、王朝与现代国家等概念问题的辨析，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又往往有赖于理论上所做的突破。纵目眺望，几乎所有这些课题都正处在愈益细化的、令人欣喜的探索之中。

四、还不是尾声

在以上讲述中，我对海外汉学中与“全球化叙事”相关的主要思路做了一个框架式的勾勒，不仅梳理出了两种有所分化的进路，也对两大进路内部存在的一些分歧做了较为细致的展示与解析。从单方面看，两种进路均包含有自身的一套论证逻辑，并均能自觉地将它们的叙述限定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因此而不仅是自洽的，也颇具说服力；然而如合起来看，则因各自在问题设置上的差异，也自然造成了意义上的偏差及由此而带来的紧张，在这里，我也将之看作是普遍主义与区域主义两种言说策略之间的紧张。

当然，还不能完全将二者都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比，如稍转换一下视角，又能发现其间事实上也含有一种范式转换的意义，也就是从偏向于对西方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转向于中国与其周边地区关系的研究，这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是从以西方为中心的模式转向于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尽管在全球化这一议题的激发下，二者均探明了许多新的问题，但因前者依然受限于中/西对应这种习惯的、稳定不变的二分化逻辑，以及以西方为事件性的主角而以中国为配角的思维定式，因而还属较为传统的理解样式，虽然在限定的范围内这一类的研究也揭示出了一些可信的事理，然而如果仅限于这一视角，也很容易忽视在西方势力以外发生的更为广泛的事实，即其他区域人群在一般状态或更为久远的岁月中生存、接触与认识到的“世界”，以致造成对全球化含义的狭隘理解，而这也可看作是后一种进路得以出场的一个问题式缘起。尽管在遽然一瞥之下，似还不能将这一类的区域性研究归在“正经”的全球史范畴中，但它又很明显的是作为西方全球化假设的一个反命题而提出来的，因而不仅在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史框架以外开辟出了认知历史的另一面向，而且将对中国与更大范围中的亚洲等区域的研究从带有预设性的、刻板的、一体化的全球叙事模式中成功地解放了出来，进而也为对全球史的理解提供了诸种新的可能。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既然这类研究是以一种反题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特指的话域中，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说法，也会带有其自身的限定性，不会因之而制造出另一种带有本质主义含义的中心化叙述，或造成对“全景式的全球史”或“包含一切的全球史”的替代式书写，它试图去绘制的只能是“全球与地方共显”的错综景观，在这一景观中，所谓“中心”的含义已是相当不稳定的了。

此一类研究的出现，如放在西学的大背景中来看，固然与当代学理逻辑的迭代式推进有关，并且也是西方理论内部展开的自反性对话的一个结果——这个似已不需要再做重复介绍了。与此话题相关，如扩展地看，这种以“解构”之方法为起点，以新的全球知识的“重构”为显在或潜在目标的探索，在差不多的时间里也出现在与汉学研究或与之相关的诸如比较哲学史、比较科技史、比较宗教史、比较社会史等话题领域中，有学者也将之称为“后比较方法”（Postcomparative approaches）。①在这样一个大的思想氛围中，“比较”研究似重又借势而起，成为在全球化理念引导下渐次成熟起来的另一个热门选项。这种思路虽然在较早的如彭慕兰等的比较历史研究中已初露头角，然而相较于我已介绍的那些注重“接触”的研究，它更为偏重的却是相对抽象的一些层面上的，同时也是超地域性的“关联”与比照，它并不研究全球化的具体流程，但却依然是在全球化意识的框架中形成与展开的，从理论上来看，也与对“间性”等问题的思考有密切的关系，为此而可将之归在“后阐释学”的范畴之中。又以学界对阐释的重新定义来看，在这一问学系列中，重要的已不再是结论的确定性，而是能以何种阐释方式为我们带来思想上的启迪，即重要的不再是它的“述是性”（constative），而是它的“述行性”（performative），即理论的实用性效果。如果这一观念是可以被我们接受的，那么势必会导致再次将传统意义上的跨域式“平行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价值坐标上，我先将这一论题提出来，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做讨论。

①可参见Jana S. RoŠker（Editor-in-Chief）， Journal Asian Studies， 10: 3， 2022， “Introduction”， pp.7-10；Ralph Weber and Nevad Kahteran， “Towards Post-Comparative Philosophy”， Asian Studies， 9:12， 2021， pp.211-221.

具体到当前的局势，正如我们所见，因单边主义、保守主义的兴起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使得眼下的这一波全球化面临着巨大的冲击，阻隔的力量与推进力量正处在激烈的胶着与对锋状态，世界看起来已经不再是“平的”，而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沟堑，由此带来的震荡想必也会影响到学术的走向与学者们的选择。在此种情形之下，在知识性探索领域内展开的全球化研究会以怎样的方式被学者们讨论，或还能继续以何种方式展开，都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一种悬置未决的状态。然而即便这样，从中国方面发出的声音看，我们仍然会将全球化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与联动看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道路，这样一种表述与决心，当然也会给学界带来值得期待的信心。

（本文原为作者2022年12月7日于新疆大学中国文学评论基地［国家项目］所做同名讲座的一份文字整理稿，经重新修订后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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