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阿根廷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世界汉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何广思（Gustavo Alejandro Girado）在《中国日报》（CHINAD AILY）发表署名文章For the common good: An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ity is being established by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为了共同利益：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建立一种替代性制度框架），何广思教授在文章中深入分析了二战后由战胜国构建的“新制度框架”在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为寻求自身利益与价值体现而推动的替代性制度框架的兴起。文章指出，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与自主意识的觉醒，它们开始质疑既有秩序的有效性，并通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围绕共同利益形成结盟，对国际秩序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同时，文章也关注了全球南方声音在亚太经合组织及二十国集团会议上的重要体现，以及中国在这些场合的积极发声与立场。尽管面临美国的压力与竞争，中国仍通过分享现代化经验，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全球南方伙伴共同探索政治与经济的替代方案，强调南南合作与区域连通性，为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参考译文：二战后，战胜国建立了一种“新制度框架”，从那时起至今，这种框架一直在主导世界的命运。这种制度框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代表并维护了少数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却未纳入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价值或利益，尤其是那些开始自主决定自身未来的国家。今天，这种制度框架正受到质疑，因为当初胜利者为世界设定的标准、规范和运行模式已不如以往那样有效，无法涵盖许多如今已举足轻重的经济体的利益和价值，也无视那些有足够资质和理由表达诉求的经济体。

　　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今已拥有自己的声音，并有足够的支持去探讨一种新的秩序，以更好地照顾到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努力推动现有制度框架的改变。虽然这一目标难以迅速实现，但一种替代性的制度框架正在浮现——如金砖国家（BRICS）、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机构。这些框架由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实体推动，其中中国尤为突出。全球南方国家围绕共同利益结盟，这些需求已成为推动既有秩序变化的重要力量，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具有结构性影响。以“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为核心，经济体的聚合使许多国家的共同利益得以集中体现，其中一些国家的需求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可以在一个场合内就座，而减少了某些西方国家的介入——这些西方国家通常制定的世界规则往往固化或强化了依附关系，使全球南方国家难以打破经济债务、技术和政治依赖以及主权从属的恶性循环。在全球南方框架内，发展中国家正找到越来越多的空间围绕共同利益展开合作，这是扩展其经济和政治未来自主权的重要一步。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秘鲁会议和巴西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上，全球南方的声音得到了两次重要的体现。这两次会议为多边议程纳入拉丁美洲的利益提供了良机，因为东道国根据自身利益纳入了具体的议题。全球南方在这些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特别是在秘鲁会议上）都参与其中。

　　中国在这些场合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为其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立场赢得支持，特别是在巴以问题上，中国的努力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2002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这一问题上设有特使，并与该地区的主要参与者保持非常积极的关系。这些政治立场和举措深深植根于全球南方许多参与者的外交政策中，因此，中国的立场备受关注，其行动也赢得了广泛支持。

　　然而，随着中国聚集更多经济体以推动全球南方内部的更大一致性，它也面临着来自美国日益加大的压力，导致两国间紧张局势和竞争加剧。但中国并不寻求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通过分享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经验，为中东、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中国的行为在各功能领域与美国有所不同。在美国看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外援行为往往对美国特别是对西方整体形成竞争。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感知被放大，而中国则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全球南方的伙伴合作，寻求政治和经济的替代方案。

　　中国提出的替代方案强调南南合作，通过各种论坛重点关注经济与政治议题，倾向于优先考虑发展，并加强各国、各区域和次区域之间的连通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建立了多个合作机制，如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协定也成为全球南方所推动的制度框架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