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论语》全球重勘与多语种译介工程的重要学术环节，一场围绕《论语》跨文化译介理论与方法的深度对谈在世界汉学中心同期举行。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汉学与中国学学院院长徐宝锋与伊朗汉学家、《论语》波斯语译者艾森（Ehsan Doostmohammadi），捷克汉学家、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高级讲师戴维（David Sehnal）三位学者，从译者的知识结构、核心概念的翻译策略、多语种校勘的工作机制，到价值体系的跨文化校准与人工智能时代的译介前景，展开了层层递进的学术对话。这场对谈不仅是对讲座成果的延伸与深化，更为《论语》全球重勘工程的方法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对谈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切入：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才足以支撑《论语》的高质量翻译。徐宝锋教授指出，当前不少译本存在从英文等第三方语言转译的现象，未经与汉语原文直接对照，准确性难以保证。翻译《论语》必须直接从原文出发，必须具备古汉语的深厚修养，同时还必须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脉络，诸如阴阳五行等基础性观念，是进入孔子与儒家思想世界的前提。他观察到，当下部分译者以现代汉语学习出身，对古汉语语法与表达习惯不甚熟稔，最终只能翻译出大致的“意义”，却难以抵达经典的“原意”。这一判断引出了对谈的第一个核心议题：意义翻译与直译之间，译者应当如何抉择。

　　艾森结合波斯语译介的实践经验对此作出回应。他强调，《论语》中有一批核心概念，诸如仁、义、礼、学、君子、孝等构成了全书的概念网络，翻译时必须为每一个核心概念寻找目标语言中最接近的对应表达，而不能仅凭一个近义词草率定夺。当目标语言中确实不存在对等概念时，音译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策略，其本质是在目标语言中重新建立一个专业术语。他以"阴阳"为例说明，波斯传统医学与拜火教传统中虽有将世界分为两种力量的思想，可以理解为阴阳学说的某种体现，但绝不等于阴阳学说本身，因此直接音译并在语境中建立其意义，比强行套用本土概念更为稳妥。语言本身具有吸纳新词语的能力，许多今天通行的术语在目标语言中原本也不存在，关键在于译者是否有勇气和学养去建立新的学术表达。

　　戴维则从德语汉译史的角度补充了这一讨论。他指出，早期德语译本中“仁”常被译作Pflichttreue（责任与忠诚）一类的词，这种处理有其时代局限。真正可靠的翻译应当按照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找最佳表达，而不是机械地在每一处都使用同一个译词。核心概念的词义本身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研究是翻译工作不可省略的学术基础。三位学者在此达成共识：核心概念的翻译既不能随意替换，也不能僵化固定，而应在概念网络的整体观照下，根据具体语境作出审慎判断。

　　对谈随后深入到多语种《论语》校勘的工作机制这一操作性议题。徐宝锋教授提出了一种工作坊式的校勘模式：以一个语种的译者为核心，集合该语种的多位汉学家与国内精通该语种的学者，围绕译文逐行逐句地展开讨论与辩驳，在不同意见的碰撞中最终确定最恰当、最准确的表达。他以波斯语为例具体说明：艾森完成初译后，由白玫、梦娜等伊朗青年汉学家与国内精通波斯语的学者共同审读，对“仁者爱人”等关键表述提出批判与讨论，在反复商榷中达成最优方案。他特别询问两位译者：作为译者，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一种集体打磨的工作方式。

　　艾森对此表示高度认同，并以自身丰富的译介经历印证了这种模式的价值。他回顾了北语参与的亚洲经典互译计划中《论语》翻译曾历经六次审校的过程；青岛出版社版本在已有基础上又经国内五六位学者通审，出版社提出要求后又做了大量修改。他的体会是，每一个译稿、每一个述稿都可以不断打磨，正是经过这样的反复打磨，译本才会日趋完善。他同时强调了审校者遴选的关键原则：审校者最好是长期研究该领域、从事相关翻译研究的专家，而不仅仅是懂得两种语言的人。以“执鞭之士”为例，这个表述背后牵涉周代职役制度，可能指王侯出行时清道的条狼氏，也可能指市场中守门巡市的胥吏，译者必须先查阅大量资料、搞清楚制度语境，才能作出准确判断，绝不能在现场临时发挥一个词。如果审校者缺乏相关领域的系统训练，就很难发现这类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信息。

　　在讨论校勘机制的过程中，艾森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全球《论语》译本数据库的构想。他建议将所有已出版的各语种《论语》译本汇集起来，建成可检索的数据库，并邀请长期从事该领域工作的专家参与建设与维护。徐宝锋对此表示赞同，并提及复旦大学陶友兰教授正在推进的《论语》多语种译本数据库项目，认为数据库建设是推动重勘工作的重要基础设施。

　　对谈的理论高度在价值体系的跨文化校准这一议题上得到充分展现。徐宝锋教授提出，翻译本质上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语言背后最重要的是价值体系。《论语》的多语种译介，应当将不同语种的专家集合在一起，深入讨论《论语》所承载的价值体系与伊朗、德国等不同文明价值体系之间的对应关系。“仁者爱人”为什么要这样翻译，这个选择的背后不是词汇量的问题，而是价值体系如何跨文化传达的问题。他展望，未来的经典翻译应当深度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将中国古代典籍转换为能够在德语、波斯语、英语等多语种中同时准确表达的价值观念系统，使中华经典的思想力量在不同语言空间中获得等值的传播效能。

　　艾森从另一个维度深化了这一讨论。他提醒，儒家与道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不能像医学术语那样被固定化、标准化。中医药名词术语有国际公认的标准，针灸穴位有统一的国际代码，但儒家的“仁”在不同语境下有时指仁德、有时指仁爱，其意义是流动的、生成的。如果强行将这些概念固定下来，反而会损害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持久活力，正体现在它能够在不同视角、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下获得丰富多样的解读。《道德经》仅英语译本就有六百种之多，这本身就是经典思想生命力的证明。

　　与此同时，艾森郑重提出了译介中避免宗教化覆盖的原则。他指出，仁、义、礼、学、孝道等核心概念在波斯文化中虽有相似的表达，但并非完全对等。译者应当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思想特色的价值体系表述，而不是将这些概念套入目标语言原有的宗教文化框架之中，否则极易引发误解。他举例说，伊朗某报在报道《道德经》波斯语版出版时使用了“中国人的圣书”作为标题，但在波斯文化语境中，“圣书”首先指向先知所写、维系社会信仰的经典，而老子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其著作是可以被批评、被分析的思想文本，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孔子所说的“圣人”也不等于波斯传统中的“圣人”（先知）。因此，在翻译中应当有意识地避开宗教意味过于浓厚的概念，对于难以找到恰当对应词的核心概念，甚至可以直接采用拼音来保留其思想的独特性。

　　戴维就拼音与字母文字的结合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询问，拼音作为一种标音系统，与波斯语等字母文字在书写层面应当如何组合。艾森回应说，波斯语虽为字母文字，但中文中有一些发音在波斯语中本不存在，再怎么转写也难以准确发音，这是客观限制。但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名等专名的检索已远比从前便利，译者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为查一个人名而耗费大量精力。他同时指出，《论语》中有些人名仅见于《论语》本身，在其他文献中缺乏更多信息（如“朱张”），对这类专名的处理应当让位于核心概念的翻译，在整个译介工程中，核心概念的准确传达远比个别专名的处理更为重要。对于那些较长且出现频率较高的人名，艾森分享了一种实用策略：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并在脚注中注明拼音与全名，后续行文中适当简化，书末附以索引，这样既保证了学术准确性，又避免了外国读者因大量陌生专名而产生阅读疲劳。

　　这场持续逾二十分钟的深度对谈，为《论语》全球重勘与多语种译介工程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方法论图景。从译者必须具备古汉语与中国哲学双重修养的知识伦理，到核心概念在语境中审慎抉择、不可僵化固定的翻译原则；从工作坊式集体校勘的操作机制，到译本数据库建设的基础设施构想；从价值体系跨文化校准的理论高度，到避免宗教化覆盖、保留中华思想独特性的文化自觉，三位学者的对话层层深入，将《论语》译介从一项语言转换工作提升为文明对话与价值重构的学术事业。

　　对谈结束时，徐宝锋教授表示，世界汉学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起点，持续推进《论语》全球重勘与多语种译介工程的各项工作，邀请更多国际汉学家参与到不同语种的翻译与校勘中来。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语境下，对《论语》这样的中华元典进行全球重勘与多语种译介，不仅是对经典文本的学术整理，更是以经典为媒介推动不同文明深度对话、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文化实践。这场对谈所凝聚的学术共识与方法自觉，必将为工程的后续推进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也为中华经典走向世界提供一份具有学理深度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