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伯杰在谈到自己如何成为一名中印关系专家时说道：“小时候我给父亲朗读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隐约地记得阿萨姆国王激战班度族时，得到了中国人的帮助。那是我对于这个国家最早的认识。”

        实际上，中学时代的狄伯杰，对于中国的印象仅停留在“长城”和“玄奘”上面，后来他对中国地理和历史很感兴趣，并把它们作为辅修专业学习。然而，自1962年起，中印关系却经历了从波峰到波谷的转变。

        狄伯杰坦言，从那时候印度文学者创作的歌谣中，都能够感受到“转变前后情感和气氛的诡异”。然而，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让狄伯杰站在了客观解读两国关系和文化内涵的位置上，正确审视两国关系、传播优秀文化也成为他的毕生追求。

        狄伯杰(B.R. Deepak)，印度翻译家、汉学家，从事中印关系和中国文学研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著有《印度与中国，1904-2004：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冲突》《20世纪上半叶的印中关系》《中印关系：展望未来》《从文明视角看中印关系》等。

张高里(右一)、中译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刘永淳(左一)与狄伯杰(右二)携《中印情缘》合影

记者：由于历史因素的制约，你在刚接触中国及中国文化时是否面临很多困难?

        狄伯杰：30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象征着西欧30年战争的结束，也重新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

        对于中印两国而言，借鉴这样的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在年少时期，为了获取更多关于中国的信息，我在图书馆中翻阅了不少报纸和杂志， 但是由于当时情况所限，有关中国的资料寥寥无几。

        大学图书馆的情况还算好一些，在那里我找到了有关中国邻国历史及文化的书籍。

        一本名为《东亚史》的著作让我印象深刻，我从中了解到关于秦始皇、唐朝、元朝、清朝以及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它就像一座“金矿”，包含着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发现。

        这也可以作为我后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古典语言的起点。

记者：有没有对你研究中印关系影响很大的人?

        狄伯杰： 我发表的第一篇中文论文， 是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注洪的帮助下完成的， 这篇论文的名字叫作《抗日战争时期印度人民对中国的支持与同情》，1997年被收录在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台儿庄大战和中国抗战》一书中。

        我对于近代中国与印度的关系研究，始于同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林承节教授的影响，他也是我读博士期间的导师。他于1993年出版的《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 迄今为止都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记者：你曾经说：“季羡林先生关于‘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体现了东方智慧和人类文化的未来”，你认为这一观点是如何促进中印关系发展的?

        狄伯杰： 我曾经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过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文明对话”一词，以此来讨论印度与中国的文明交往。

        季羡林先生虽然从未给我上过一节课，但是他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曾经说过，中国和印度都是由天堂创造的，也都在地球上落地生根，因此这两个文明大国是“孪生兄弟”的关系。他还呼吁印度和中国应展开文明对话，从而促进相互之间的学习和理解。

        2013 年，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时任印度总理辛格签署了有关“中印作品互译以及将中国经典与当代著作译为印地语”的合作协议，这其中包含季羡林先生于1991年出版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

        如果这本书的印地文版能够顺利出版，那么将会带动更多的印度读者关注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

记者： 你在接到中译出版社关于“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的邀请时，第一反应是“拒绝”的，为什么?

        狄伯杰： 在刚刚接到这一邀请时，我以为中译出版社希望我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回忆录”，而我当时的想法是：“写回忆录不是当我退休之后， 闲来无事时做的事情吗? ”

        因此，我拒绝了这份邀请。然而在后来的交流之中，我了解到这本书是“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项目的一部分，而这个项目也旨在通过文化的方式，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和感情。

        在我看来，写作自己与中国的故事，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对我而言，思考这一主题就是在思考中印关系，而这也是最接近我的内心、持续诱惑着我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也发现，以真实、生动的方式解读中国， 能够使读者自然地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状况，促进两国人民间的理解与认识。

“外写中”第一期成书作品《中印情缘》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情况?

        狄伯杰：1996年， 当我第二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感受到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时代，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期的十年中，中国经济私有化规模加剧，催生出新型的经济模式。

之后，中国进一步降低了各种关税壁垒，启动了银行业改革、社会福利优化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习近平主席上任的第一个五年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通过进行经济调整，在主要产业中取得平衡和稳定发展。

        如今，中国诞生了新时代的四大发明———“高铁”“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和“网上购物”，这些也都释放出国内消费的巨大潜力，具有革命性意义。未来，我相信中国将继续保持大国姿态，在众多行业居于世界领先位置。

记者： 有一个很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印度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数目非常稀少。对此你怎么看?

        狄伯杰： 中国翻译印度文学的传统，直到今天还一直保留着。例如上世纪50 至6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云使》，80年代将《罗摩衍那》从梵文译为中文出版，新世纪初期翻译出版印度诗人泰戈尔的24卷作品，2005年又将《摩诃婆罗多》完整版从梵文译为中文并出版。

        然而，从印度翻译中国作品的角度看，几乎没有被翻译成印地语的中国经典著作保留下来。

        中国的《诗经》至少有1500 年历史， 唐诗宋词也已有1000到1300 年历史，虽然印度以“吠陀”(口耳相传)为传统，但是如此稀少的数量确实让人费解。

        以中国经典著作《论语》为例，传教士马士曼曾于1806年将其译为英文。虽然译作不完整且质量并不高，但这已经是印度出版史上第一部使用现代活字印刷技术印刷的《论语》。至此之后，印度再无翻译《四书》《五经》的记载。

        对于这些中国经典著作来说，它们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体现了中国思想与哲学形态的核心，因此将其翻译并出版至其他地区是非常必要的。

        对我个人的翻译工作而言，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四书》。2016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印地语版《论语》，2017年出版印地语版《大学》《中庸》《孟子》。我也很荣幸看到这些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受到印度读者的热爱。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印文化交流未来的发展方向?

        狄伯杰：从目前阶段来看，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规模依然不大。

        有言论曾经以生动的口吻揭示了目前中印对话现状：“在两个总人口之和超过25 亿的国家之间， 却只有100万人进行着日常对话和交流。”如此单薄的对话规模，又如何能够让两个国家更好地了解彼此呢?

        首先，就整体数字而言，中印两国在学术交流和贸易往来方面存在不平衡， 这也使得两国间无法通过交流拓宽对于彼此的了解与认同。

        其次，两国政府和民间机构需要通过共同努力，加深对于彼此的熟悉度， 建立良好友善的关系。这也需要双方经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一带一路” 倡议能够使中印双方深化彼此合作、加强务实交流，它将极大提升文化多元性、包容性以及社会凝聚力。

        只有通过双方人民的团结，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和理解亚洲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合作也将革命性地改变我们的传统观念和认知，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