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和成长的城市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这一西班牙自治大区的首府，在这个地区，除了西班牙语之外，还有其自己的语言叫作加泰罗尼亚语，目前有九百多万人在使用这一语言。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但有其极为相似之处，和法语、意大利语还有葡萄牙语一样，它们都源自拉丁语。尽管我父母的语言是加泰罗尼亚语，但我成长在双语的社会环境中，因此我同样使用和掌握了西班牙语。我将巴金的《家》翻译成了两种语言。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读者群，这取决于他们的家庭渊源和他们在选择语言时的偏好。

      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翻译，也就是说，我没有专业学习过跟翻译有关的课程，也没有全职从事这一工作。我是因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兴趣而走进了中国文学的翻译世界。在我还很年轻时，我便被中国所吸引，对我而言，那是一个遥远却迷人的国家，拥有着不可思议的文化财富。我在大学的专业是艺术史，三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从事与文化和艺术遗产相关的工作。跟其他的欧洲国家不同，在七十年代，当我还在上大学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和中文相关的课程，也没有太多跟中国文化相关的资源，与当时相比，如今的我们要幸运得多。在现今的许多西班牙大学内，已经配备了跟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相关的各类高品质的课程设置和优秀的师资力量，但在我那个年代，想要学些这些内容只能通过自学，要么在图书馆阅读相关书籍，要么就得从书店购买资料。不过，当时的确有一些很好的书籍，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其它国家出版的，通过阅读它们，我获取了一系列不同类型而且涉及面颇广的知识。从长远看来，当时迈出的这一步，令我在这之后受益匪浅。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愈加意识到在文学翻译领域中，想要理解你所翻译的作家及其作品，对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的了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翻译一件电子产品的说明书和翻译文学作品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翻译前者重要的是对原文的绝对服从，而要将国际性文学作家翻译得具备可读性，则需要将作品所具有的语境和特色传递给读者，令其能感同身受。尽管我有这样的论断，但是我并不想贬低为获得翻译技巧而付出的巨大努力。我只是想说，一个译者对其所翻译的作品所处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了解得越多，就能更好地将作者的精神和声音传递给读者。

       再次说回我个人的故事。在1982年也就是我从大学艺术史专业毕业的那年，巴塞罗那官方语言学校第一次开设了中文课程。我自然是飞奔着去报了名，并完成了所有四个阶段的课程学习。正是在那里，我打下了很好的中文语言的基础。我对关于中国及其艺术、历史和文化的书籍的阅读，还有我前往中国的旅行，在这些年中一直未曾中断过。在2003年，当大学已经开设了东亚学专业的时候，我进修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硕士课程。在完成硕士学业之后，为了不再荒废我逐渐恢复的知识水平，我开始从事一些书籍的翻译。尽管当时我只知道中国文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但我知道巴金是谁，也知道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之一，而且还知道他写过一部名为《家》的小说，这部作品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年轻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巴金在2005年刚去世时，西班牙的报纸报道了这一令人伤心的消息，并介绍了他的生平和著作。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决定将《家》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因为我的中文水平有限，这个决定有可能是很鲁莽的，但我当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个人练习，因此我可以自行翻译而无需告知任何人。此前西班牙已经编辑出版过《家》的缩译本，标题为《高氏家族》，译者为塔西安娜·费萨克女士，在我看来，她是现有的最好的中文翻西班牙语的译者。这一版本主要针对的是年轻读者，译者完美地翻译和改编了这一作品，并在取得作者授权之后于1981年出版。

      我在开始翻译《家》的时候，并没有遵循任何工作计划，没有许下任何承诺也没有时间的限制。我断断续续地工作了四年才完成了翻译。当我不断推进时，这部作品令我越来越着迷。我用于翻译的时间使我得以沉浸于一段我颇为陌生的历史时期。我阅读了有关这一时期的书籍，这些书帮我梳理清楚了小说中那些令我感到奇怪的情节，也让我理解了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和反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所经历的那一个割裂的过程在我看来十分有意思，而作者叙述的事实，尤其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叙述的方式，使得这一过程愈发引人入胜。我在北京拿到的这一版的《家》的末尾还包含了巴金为这部小说各个版本所撰写的后记。正由于这部作品令我如此沉迷，因此我在完成了正文的翻译之后还翻译了所有的后记，为此我能了解到随着时间流逝，作者是如何评价自己年轻时期的作品的。

      我终于完成了这一翻译工作。这是一部优美而激动人心的作品，值得让我们国家的人去了解它。我把译文拿给我的朋友周敏康教授看，他耐心地读完了译文。我记得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学到了所有文学译者都应知道的第一课。他大致告诉我译文基本正确，没什么错误，但是我需要再加工，让作品对西方读者产生吸引力。之后，他说这个译本完全可以拿去出版。于是，我试着跳出自己的译者身份，重新阅读我的译文，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周教授想要告诉我的意思。我翻译中的词句无法传递出我在阅读巴金原文时的激动之情。当我想要努力忠于他的言辞时，他在句子中流露出的表现力被我的译句所稀释。我的翻译是冰冷而机械的。在不违背原文的前提下，必须要牺牲掉一些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太多意义或略显多余的表达方式；删除那些翻译之后可能会篡改其原意的词语或句子；还要插入脚注帮助读者解惑等等。也就是说，我要冒险用我的语言让叙述变得能被理解而且吸引人，同时我又要时刻忠实于巴金自己的声音。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当你认为你已经实现了你的初衷时，它又会令人满心喜悦。

      甚至可以说当时的我几乎重写了整个译文。有些段落，我重翻了十来次，一遍又一遍地大声诵读，直到我觉得合适并且合乎小说常有的语调为止。当我终于搁笔时，我和巴塞罗那的“维也纳”出版社取得了联系。这家出版社有一套名为《当代经典》的系列图书，这套书籍用加泰罗尼亚语出版了诸多二十世纪国际大师的文学作品，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萨姆塞特·毛姆、约翰·史坦贝克以及T.S.艾略特等。“维也纳”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对《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自愿提出要无保留地出版。而且，这也是这家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能以巴金这一级别的作家作为开端，也是一种殊荣。

    《家》的加泰罗尼亚语译本在书店一露面就大获成功，媒体大量的报道和书评文章便是最好的证明，而广大读者在接受这部作品时所表现出的热情与激动在我看来正是我决心继续在我们国家翻译和推广巴金其它作品的重要原因。

      在《家》大受欢迎之后，出版社建议我再选一部巴金的作品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我对巴金在其创作成熟期的作品颇为好奇，我也知道《寒夜》是他在转写非虚构作品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于是我提议翻译这部小说。但就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件我未曾预料到的事：写《寒夜》时的巴金已经不是写《家》时的巴金。两部作品间相差了将近二十年，在作者身上、在中国都发生了许多事情。作品是对一座被包围的城市中的生活的残酷叙述，作者同样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经历了这样的生活。《家》的那位年轻作者所拥有的希望、激情和狂热让位给了成年巴金的忧伤、悲观与绝望。同时，作品的叙事风格也发生了改变，后来的巴金表现得苦涩而简洁，他的平白并未变成抒情。为此，译文的语调也要做相应的改变，而我就在那时努力想要深入到作者的内心，去切身体会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同时，我也尽力去想像小说中生活在遭受日本军队轰炸威胁的城市中的人物的日常生活。我不知道我最终是否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我只记得，在我刚开始翻译这部小说不久，巴塞罗那上映了陆川的《南京！南京！》，这部电影令我极为震撼。我意识到《寒夜》和《南京！南京！》一样，是一部黑白色的小说，是一部关于满是迷雾的寒冷而黑暗的夜晚的小说。这是一部残酷而充满戏剧性的小说，然而，我不得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觉这部作品比《家》更吸引我。我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来翻译它，幸运的是出版社从未在时间上给我压力。最终，它在2013年出版面世。

      就在我刚完成《寒夜》的翻译之时，由于《家》的加泰罗尼亚语版本所获得的广泛欢迎，作为巴塞罗那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的“小行星之书”出版社邀请我将同一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这一提议令我很是振奋，原因有二：首先，他们给了我将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的机会，而西班牙语是我热爱的语言之一；其次，西班牙语版的出版将意味着作品能在西班牙以及其它使用西班牙语的拉美国家得到传播。我从小说原文以及我自己的加泰罗尼亚语译本同时着手进行翻译。由于查阅字典的工作此前已经完成，因此这次我可以毫不紧张地对我手头的语言进行再创作。我没有了翻译中常见的疑问，疑问早已在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时得到了解决。使用西班牙语翻译真的是乐事一桩。这一译本成为了“小行星之书”在2014年的马德里书展上最畅销的一部作品。

      在这之后不久，“维也纳”出版社又邀请我继续翻译“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春》。这一次我可以轻松地对译文字斟句酌，因为我对故事背景和各个人物已经了然于心。我重新回到了二十世纪头几十年的中国，回到我所熟悉的场景之中，再次跟高氏家族，尤其是这个家族中的女性，那些夫人小姐和丫鬟们分享她们的生活点滴。尽管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春》在历史视角上的吸引力要小于《家》，但却有其在文化视野上的诱人之处，因为通过前者，能发掘出被忽视了的生活方式跟习俗，这些内容都在小说中得到了令人钦佩的描写。我能感觉到从《家》到《春》这中间经过的五年时间在巴金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演变痕迹。巴金变得更加有智慧，对人物的描写和情绪变化也更有把握，同时整个叙事过程又有着严密的内在连贯性。那时候的巴金已经是一名成熟的作家，但还没有失去他对生活的激情。我希望我已经有能力将巴金的声音传递给我们国家的读者。我也希望我已经能够传导出他在小说引言中所宣告的春天是属于年轻人的那份信念。他的这番话令我思索良久，令我想到了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将来，想到当今面对着一个不确定而多变的世界的所有年轻人的将来。他的话语中传递给这些年轻人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更为鲜活。这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信息！

（欧拉利亚（EulàliaJardí）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艺术史专业毕业，现在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从事与文化和艺术遗产相关的工作。2005年始翻译了巴金先生的《家》《春》和《寒夜》，在西班牙获得广泛影响。第十二届巴金国际艺术研讨会于近日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日本以及中国各地的多位学者参会。本文是作者在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