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翻译家谷川毅访谈录：磨砺文字、创新视角，完善形象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来源：中国文化译研网
作者：
2020-08-24
“磨砺文字、创新视角，完善形象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翻译家谷川毅访谈录
本文为张元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批评”（编号：17YJC7401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系作者授权发布，特此鸣谢！
张元，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邮箱：zhang0115@yeah.net；
谷川毅，日本翻译家、名古屋经济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杂志《火锅子》主编。1994年创办《火锅子》杂志，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艺术。译著《年月日》（阎连科著）获得第三届日本推特翻译大奖。
张元（以下简称张）：谷川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并且分享您对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的出版、受容等情况的看法，以及您的翻译思想等方面的见解。我们了解到您的译作大多都很受欢迎，社会反响较大，除了译作本身的高质量之外，是否和您与出版社之间良好的沟通技巧和合作方式有关呢？能否分享一下译作出版前，出版中以及出版后，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您是如何操作的？
谷川毅（以下简称谷川）：实际上，我并非同出版社保持紧密的联系。初次和出版社接触是因为我翻译闫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一书，我的朋友田原和日本的文艺春秋社比较熟悉，所以经由他的介绍出版了我的翻译作品。基本上我出版的书籍很多都是借由田原的介绍进行的，我自己与出版社推介出版的较少，只是在翻译闫连科《年月日》时，是我自己主动向日本的河出书房推介的，但他们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于是，我又去询问日本的白水社的出版意见，结果他们表示很有兴趣，于是出版了此书的日文版。之所以去白水社推介，也是因为我与白水社的编辑认识，我们关系并不密切，只是曾经在大阪有过几面之缘，就试着拜托了他。译作的出版实际上还是要看出版社，出版社的规模不同，理念不同，出版的作品也是很不一样的，有的是出版社负责出版的；也有的是作者自费出版的。但一般在日本正规的大型出版社是不接受自费出版的。我算是比较幸运的，译作都是经由出版社认可而出版的。那么出版前，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首先是准备好已经完稿的译著，而不只是写一个大纲或是部分译作。其次是把译作交给交给编辑审阅，如果有兴趣出版的话，再由编辑提交到编审会议上讨论，如能得到认可，那么就可以安排具体出版事宜。校对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出版社根据我提供的翻译原稿，确定了体裁、排版等具体问题之后，再根据排版的模板进行校对工作。与我合作过的出版社无论哪一家都有非常专业的校对人员，可以说在日语方面都非常专业。他们与编辑合作，对我的日语进行彻底地核对。他们找出了很多词汇、汉字等错误，尤其日语有各种不同的表记方式，比如汉字、平假名、片假名。还比如同一个作品中，需要对词汇的用法、汉字的用法进行统一。因此如不认真校对的话，会出现很多文本问题。同时，因为帮我出版译作的出版社里有会汉语的专业人员，他们会对照原文，对于我的译文中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表达不太清晰的地方，都会跟我进行仔细的确认。至少经过两轮这样反复的沟通和确认之后，才会进入到下一步骤中。校对的时间长短会根据作品的长短而定，一般需要2-3个月左右。这部分工作完成以后，我需要负责的部分就结束了，剩下的工作就是出版社的负责人员做最终确认，进行出版发行等相关工作了。至于出版后是否协助宣传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协助的。因为是译作者，所谓签名售书的活动是没有的，但如果原作者来日本宣传，那么我会参加签名会，帮助原作者进行交流宣传工作。另外，也没有说自己去主动在媒体上施加影响等。应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翻译的作品出版后，得到了很多书评家的欣赏，所以在《昴》、《文学界》等文学类杂志报纸或杂志的书评栏目都有很多关于我译作的介绍，为我赢得了一定的关注度。
谷川毅
张：您希望在哪个阶段获得帮助呢？
谷川：考虑到当下日本出版界的现状，文学类书籍，尤其是海外文学的读者少之又少，其所涉及的市场也是很小，导致很多优秀的海外作品很难出版。所以，希望能对有翻译价值的书籍出版提供一些资金支持。其次，希望在译著出版之后，能得到一些帮助或支持赞助，以便举办必要的宣传活动。张：如果有机会的话，谷川先生是否愿意翻译一些其他作家的作品呢？
谷川：当然愿意。如果有其他有趣并且自己有兴趣的作品的话，我还是非常愿意去尝试的，并不只限定某一个作家作品。因为即便是自己喜欢的作品，当中也会有不太喜欢的章节，我只是非常享受翻译的过程。就目前而言，我非常认同阎连科那些“充满土味”的作品，比起最近都市题材的作品，充满土味”的作品中所凝缩的民族性非常打动我，所以很喜欢。张：您曾经说过《受活》这部作品在日本的成功译介“这一切不能归功于我一个，这本书的责编也是最大的功劳者”，可以看出日本的文艺编辑在出版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光明日报》（胡燕春2014年12月8日）曾有一文指出“从出版机制来看，奥凯恩、白亚仁等认为，较之西方国家的文学编辑而言，中国的文学编辑尚难发挥其应有作用，这是制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传播的痼疾之一。”因此，请问您对“文艺编辑应有的作用”是如何理解的呢？
谷川：编辑的作用是很大的。上面已经提到过，仅靠我个人是无法提供无愧于日本读者的作品的。离开编辑及校对人员的专业支持，出版这样一本书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以出版《年月日》的白水社为例，该社有懂中文的编辑，他们会将原作与译作一一对照检查。比如“这里漏了一段”、“这里，语义是不是译得不准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仔细地寻找并与我逐一确认，因此最后能够呈现出来的作品真的是离不开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您刚才引用的这段话中所提到的“作用”，到底是指哪方面的作用，文中并没有详细地说明，所以不方便评论。但据我个人了解，可能还是因为中国的审查制度比较严格，所以需要编辑人员做出一定的判断，即该作品是否符合出版要求。然而，审查标准又是编辑人员也无法左右的事情。确切讲什么是“编辑所应有的作用”，我想大概是指：如果编辑认为该作品有出版价值，就会尽一切所能去促成该书的出版。因为在目前的审查制度下，中国的编辑人员可能会在最初阶段就缺乏努力，疏于主动争取，以促成部分有争议、但有价值的作品进行出版。其中可能也不乏有些编辑认为“反正争取了也没用，干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去争取就放弃，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些遗憾。张：去年，在日本的推特上看到了原来专门出版学术书籍的勉诚出版社右翼化（ネトウヨ）的新闻，不少学者都表达了震惊和反思。认为文学出版行业凋零，不得不借用爱国主题，以试图振兴既让人遗憾的自身经营状况、又提醒人们思考将来文学的走向。您对这种现象有何看法？对于从事汉语言文学的人来说有什么影响？
谷川：日本现在确实是有这种倾向。打上“厌中厌韩”的旗号，书就卖得好。应该说它们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趋势下，现在日本对于中国和韩国的印象不好。所以，即使想宣传中国文学中非常有趣，非常出色的作品，在这种氛围下一般的日本人也可能因此而选择不读。这种影响很大，中国一做点什么事情，似乎就会有负面评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于我来说，能做的就只有翻译。张：我在进行中国现代文学读者接受情况调查时发现，中国今年出版的比较新的相关推理、科幻小说，相较中国著名作家作品，这类小说在日本的读者群体似乎要多一些。这一点从评论数可以看出，比如『折りたたみ北京』，读者大都认为是反映现代中国神髓、反映了当下时代，当下社会的科幻作品。还比如陈浩基的《13•67》的推理小说也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认为“文章的结构很好”、“惊叹于高水平的作品内容”、“与历史融合的高水平推理小说”等。对于此种现象，您是如何认为的？您是否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海外，认识中国的一个更好的先行窗口呢？
谷川：这些年轻作家做了他们应有的努力，也得到了众多好评，这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不过我也认为，这些作家作品中的一些比较粗糙的地方，比如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字，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从何种角度去切入这个故事等等，还需要更下功夫才行。因为作家是读者的代言人，文字的表现力会使读者有共鸣，发出感叹：“对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相信这也是读者阅读作品时感到愉悦的原因之一。也许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如果能够认真地去磨练文笔，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吧。张：去年我做了一个小型随机采访的问卷调查，主题是以日本人为对象的中国现代小说在日接受情况调查。调查对象是日本人，年龄段从10几岁到60几岁各10或15人，总共70人。调查的范围比较小，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接受情况。从调查结果来看，大致可以归纳如下结果：（1）不愿意阅读中国书籍最大的理由是没有渠道了解中国当代小说，也看不到相关的书评或介绍，也不了解如何获取这些信息。其次的理由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题材多是黑暗、沉重的，很难读下去。其中有一位10几岁的男性学生回答参加了这个问卷才知道中国也有现代小说。（2）如果有机会阅读中国当代小说，希望读到的小说类型依次是科幻小说和推理小说（29票）；其次是纪实小说（20票）和纯文学（17票）、最后是青春小说（4票）。（3）通过比较同一中国作品的不同日译本的比较，读者普遍倾向日语流利自然的译本。其中重视忠实度的读者多在50岁以上。（4）提到中国文学，首先浮现在眼前的是古典文学和鲁迅文学。（5）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印象很多与电影或游戏的推广密切相关。（6）希望阅读的文学作品按国别来列举依次是日本文学、欧美文学、中国文学以及其他国别文学。（7）提到中国的关键词有红高粱，莫言，受活，成龙，三国志，水浒传，三重门，魔幻现实主义，武侠小说，儒教思想，鲁迅，残雪，一带一路，习近平，白鹿原。 在这些结果中，我对第一项和第二项尤其感兴趣。特别是第二项中，从网络上读者的评价数量来看，比起现代中国著名小说家的作品，中国的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的读者呈逐渐增多的趋势。同时也得到了很多好评。我想或许是因为比起沉重题材，与现代生活距离较远的题材，体现对于同一星空或是宇宙下的新颖观点更能引起共鸣吧。对于以上结果，您有何看法呢？
谷川：确实如你所说。科幻小说、推理小说能够在日本获得这般程度的介绍确实是值得感激的事情。从这些小说开始介绍确实是不错的出发点。让大家觉得，原来中国也有这么有趣的科幻作品，读后会觉得中国这么有趣吗，如果能够让大家这样想其实也算一种好事情。推理小说的话，台湾和香港的推理小说在日本有一定的市场。而且反过来会在日本得奖等，易于接受。张：就像日本文化在世界的推广，日本漫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样，也可以从有趣的题材开始推介，首先让读者自发地去阅读相关的中国现代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事。
谷川：是的，我认同你的说法。我也认为日本人能够较轻松地接受的东西，应该也是从这里入手好一些吧。读了之后觉得“中国不是很有趣吗”，如能这样想的话，那么从这里开始也许读者的想法就会多少发生一些改变。从“讨厌中国”到“中国也不坏”或许也会成为可能。说实话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就够了，并不一定让人都喜欢中国文学才是成功，只要大家认识到中国也是有好的作品，激发起对中国的兴趣，进而希望阅读中国作品、期望了解中国文学的人慢慢增长就足够了。我认为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至于是纯文学还是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受欢迎都不重要，最主要是大家能够愿意阅读中国作品才是最关键的。张：译作面世时，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来自评论家的，有来自普通读者的；有赞美也有异议。那么面对这些声音，比如，美国的汉学家葛浩文在2015年时曾说过“希望学者‘能从更宽广的视角’、‘宏观式’地评论其译作，而不是他所谓的某些‘来者不善’的肤浅‘检查’”。那么对此您是如何认为呢？您觉得什么样的评价是有价值的呢？谷川：我觉得这是比较奢侈的想法。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探讨翻译，如果只是去一味地寻找错误、不好的地方的话，那是没有穷尽的。因为翻译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是比较主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的想法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允许学者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也有必要发现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对于译者来说肯定是不好受的，至少我也会有面对批评时，心里不舒服的感觉，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最近，我已经开始试着去接受这些不同的声音，就像你之前说的，无论是哪种译本都是有价值的，不管是从研究意义上，还是从提高译者水平上。比如说闫连科的日译者有我和泉京鹿，虽然翻译的作品各有不同，但是译者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等等可以从翻译的角度研究一下的。
张：您从从事翻译初期到现在，在翻译思想或方法上是否有一些变化，如果有的话，体现在哪方面呢？
谷川：我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始终还是希望尽可能让读者容易读懂，读起来流畅。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因为我觉得易懂、自然流畅的文章是最基本的，当然是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即首先是原作，而后在不背离原作的基础上尽可能自然流畅是我的翻译思想吧。张：关于语音表现的差异，中国的翻译理论家许力生提到，“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语音不是纯粹的‘物质外壳’，而是整个表达的重要构成部分。”语音的舒缓与高亢表达着不同的心境与含义，借助语音表现风格主要体现在押韵和节奏上。日语中的拟声拟态词非常丰富，语音的表达也都很有独特性，对于译作的美学感受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分之一。有读者在网站上评论，特别对书中的各种感官的词汇运用做了热情洋溢地发自肺腑地的解读，从评价中能够感受到阅读该书时所受到的冲击和感动。能够达到这种效果说明您在运用五感的拟声拟态词上非常精准到位。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请问您在处理文学作品中的类似问题时，是如何处理的？是否会利用各自的语音优势进行协调、取舍和变通？
谷川：首先我觉得闫连科的作品中拟声拟态词也是比较独特的。相信即使是中国人读他的作品应该也有类似的感觉吧。所以在翻译成日语时我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因为闫连科作品中的拟声拟态词不方便译成常规的、非常普通的拟声拟态词。在翻译的过程中，首先是阅读原作，体会原作给自己的感受，进一步想象；之后用自己本身拥有的语感去寻找最为贴合的词汇。因为日语本身是拥有极其丰富的拟声拟态词的一种语言，所以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用其来表达的可能。大家读日本漫画的时候会有体会，经常会有很多拟声拟态词出现。但因为原作的拟声拟态词是一种比较独特的音响，所以在日语中我也希望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来达到这种原作所带来的音响氛围，所以比如形容玉米生长的那个拟声拟态词时，我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翻译《年月日》时，我们学校附近正好有一片正在生长的玉米田。我实际就去看了几次，每次去都感到玉米的生长速度非常快，曾想象假如夜里去玉米旁边仔细聆听的话，或许能听到枝叶生长的声音，所以就用了那个形容词，有读者能够注意并感受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开心。张：译文的节奏感也是影响读者接受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在衡量读者接受现状时，购书网站上读者评论的内容经常能够从侧面反映出译文质量。虽然评价难免主观，但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译文被接受情况。所以我也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评论内容。一般来说，在这类译本中读者大多会倾向于评论小说内容及其观点，如果译文有很突出的特点时，在评论中就会专门提及译文的作用。谷川老师的译文在亚马逊的读者中有很多类似的评价：「第一回の翻訳大賞は、『カステラ』がとったが、こちらでもおかし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た。今後この作家に期待したい。ほかの方も書いておられたが後半に入ってぐんぐん読み進めることができ、良い読書体験であった」（『愉楽』）、「翻訳が良くなければとても読めないタイプの小説だろうと思うので、素晴らしい日本語で読めたことに感謝する。」「中国の民話のような、詩のような、リズミカルな文章で、一気に読める中篇小説です。」（『年月日』）相较其他的译者，对于您作品中的正面的积极的评价较多，尤其是《年月日》这部作品，被誉为“散文诗”般的优美和流畅。能达到这种水平足以说明译文的节奏感是非常好的。请问您是否为了保持译文的节奏感在标点、词汇的选择等方面非常注重？或是除此之外，还在哪些地方进行了特别的处理？
谷川：符号的话，基本是尊重原作。只不过逗号是遵循日语的节奏感来翻译的。比如说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基本上是尊重原作的逗号来进行翻译，这是一种翻译方法。翻译学上重视这一点的人也很多。不过我想原作中的逗号是反映作家本身的节奏感的，特别是一些中国作家气息绵长的较多，一句话中的逗号非常多。但是如果原样进行翻译的话，会令读者很不舒服。所以我会在一些地方切断一下。根据文章的前后文进行适当的调整，原则上改动不多的。 张：最后，您能否为那些准备从事中日翻译工作者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
谷川：我想还是多阅读吧。如果是将来想要从事翻译的话，我相信大量地阅读各个国家优秀作家的作品肯定会有很大帮助。通过阅读，你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表达方式，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产生新的词汇、产生新的表达方式的场所。因此，喜欢阅读外国文学的读者，想必也是因为喜欢翻译作品中的异国情调和表达的情怀吧，他们会产生“虽然是日语，但是竟然可以用这种排列、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感受。因此，我建议尽可能地阅读包括母语在内的、从过去到现在、世界各国的、自己未曾了解的文学作品，相信不会有任何损失。同时，保持对语言的兴趣，对世界抱有好奇心，比如歌曲、诗歌等，多去发现、多去接触，期间所得到的感受或者知识，会在不经意间沉淀于你的内心，在翻译类似内容的时候，想必会大有用处。最后就是需要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热爱翻译这个行业。从事这个行业是否有所谓的“钱”途，这点当然很重要，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做翻译时是否拥有愉悦心。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翻译很辛苦，也未必给我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但是翻译本身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和能量。当经过反复的思索终于找到一个非常契合的表达方式时，内心充满愉悦，这种成就感一直激励我在翻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张：您荣获了推特翻译作品大奖，很多人认为您的译作，比如闫连科的《年月日》日文版语言更富有感染力，节奏感也更强，文字生动优雅，您是否自己尝试过创作？
谷川：我并不算是非常擅长写作的，但并不排斥写作。在编辑文学杂志《火锅子》的时候，需要在开篇部分写一篇编者按语，类似散文的性质的文章。我非常享受这种写作过程。但是自己去创作一个故事对我来说是很难的。我想这与个人的天赋还是密不可分的。人们常说作家的创作是从无到有，而翻译是从有形到他形，从本质上我想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很多作家、漫画家或是剧作家在谈话中会提到在他们小时候都非常喜欢说话，编故事，像中国的莫言，日本很有名的剧作家都属于这一类人，这种创作的素质应该还是与生俱来的。我自认是没有这种潜质的。之所以喜欢翻译，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翻译可以慢慢地思考最恰当的表达方式，这点比较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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